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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为创造“真正的美国”而努力:用行动书写历史

富兰克林自传

作者:本杰明•富兰克林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9/01/30

1. 左右为难,一个“中间派”的无奈

17662月,印花税法案被废除之后,英国政府内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前的内阁因印花税法案而倒台,新内阁政府成立。这本来是一次改革的契机,但结果却成为了美洲独立的导火索,一场大变革即将来临。

印花税法案的事情告一段落后,我打算回到费城,在伦敦我也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可做。我正打算离开的时候,却接到了州议会的委任,我被派遣为宾夕法尼亚州的驻英代表,帮助宾州处理英国的事务。尽管我很想念自己的家乡,想念我的妻子,但我还是选择留在了伦敦,为家乡、为整个美洲争取利益。

我在接到委任的时候,英国政府内部和殖民地还算平稳,但我心里很清楚,英国政府和殖民地的关系是极其微妙的。英国政府不想失去对殖民地的控制,但殖民地渴望得到平等的对待,总有一天,这样的矛盾会激起更大的波澜。然而,作为殖民地的代表和英国的子民,我希望双方能找到一个相同点,然后紧密地联合起来,共同维护大英帝国的完整。然而,我的梦想破灭了。

英国原内阁倒台后,新内阁对殖民地的剥削反而变本加厉,甚至是提出了比印花税还要苛刻的赋税政策。从1767年开始,新上任的财政大臣颁布了许多税务条例,其一,规定美洲严禁走私品进入,税务人员和政府有权力进入任何地方搜查走私品;其二,由英国输入美洲的纸张、玻璃、铅矿、颜料、茶等,一律增加一项入口税,用于支付殖民地的行政和司法经费;其三,纽约州州议会被强迫解散。因为纽约州州议会曾抵制英国在1765年颁布的一项税收政策,该政策规定殖民地必须缴纳特别税,供给当地的英国军队,而纽约州恰恰是英国驻军最多的地方。

新上台的内阁政府对已定制的税务政策的执行要求极其严格,甚至从英国派人管理税务,查处走私。1768年,马萨诸塞州议会联络弗吉尼亚州议会,共同发出巡回信件,呼吁各殖民地联合起来抵制关税。而英国政府没有认识到殖民地的愤怒,他们发出一个命令,解散了马萨诸塞州议会。对于一些反抗政府的人,英国政府还打算抓他们去英国接受审判,以叛国罪论处。

这些政策的实施,令刚刚缓和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甚至远超印花税法案时所带来的抵制情绪。率先反抗的是波士顿的商人,他们拒不缴纳多余的税款,而且对于那些前来搜查的人,他们更是毫不留情地用武器对抗他们。另外,他们还动员整个美洲抵制英货,这样一来,英国的资本家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加入到反对新税收的浪潮中,要求英政府废除之前的税务条例。最终,英政府迫于外界的压力,放弃了之前的税务条例。

虽然这次事件最终平息,但是英国政府此时已对美洲产生了警惕,特别是美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刺激了英国当局。为了打击北美人的力量,英政府开始动用各种手段摧毁美洲工商业,而这次,英国的资产阶级也都站在了政府的一边。面对英国内部的联合,美洲还没有准备好,大部分人依旧愿意效忠英国政府,比如我就是其中之一。

在此次事件结束后不久,我在伦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但等刊登出来后,这篇文章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就这样,在英国人的眼中,我努力改善英国政府和殖民地的关系所做出的努力,被认为是我对政府的指责和对殖民地的偏袒。而在北美,广大殖民地的人民虽然把我当作英雄,但对我“软弱”的行为大为愤怒,认为我已经被政府收买了。

我在当地报纸写了一篇文章,上面写道:“我并不是要支持殖民地人民的看法,只不过他们是被逼无奈而已,尽管国会明智地废除了相关法案,但对于某些偏见,早已经在殖民地人民中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是错。”

我还在文章中说:“对于这种无视我们权利的行为,我们是时候团结起来了,共同抵制那些征税的英国货。而对那些前来征税的人员,我们大可以给他们找些小麻烦,让他们知难而退。让我们勤俭度日,用自己勤劳的工作制造我们需要的产品吧。”其实,这只是我对英政府的警告,但可惜的是这些并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最终这些都成为了现实。

对于这一切,包括对我的不理解,以及对我的仇视,我并不在意,我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想法,依旧充当双方调和人的身份。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件事情的发生令我的想法彻底改变,我终于明白殖民地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革命!

2.“波士顿惨案”给我全新的启迪

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浪潮中,整个北美就属波士顿的反抗最为激烈,此时以波士顿为主的反抗斗争,已经让身处殖民地的皇家总督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向英国政府求助,希望能派兵前来抑制反抗运动的扩大。176810月,新上任的殖民地事务大臣下令,派遣4个军团,共计4000人前往殖民地。

武力的威胁并没有让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归于平静,而是收到了相反的效果,更多的人加入到反抗英政府的运动中,他们要求英政府撤走在波士顿的军队。1769年,英国政府撤离了2个波士顿的军团,但还有2个军团留在波士顿,所以反抗运动依然没有停止。

其实,早在英国军团到达波士顿的时候,双方的冲突就不断发生。殖民地人民经常去骚扰驻军部队,甚至是向他们投掷石块等。而那些士兵则依靠手中的武器,经常胡作非为,177035日,英国驻军凌辱了一个当地的学徒,这件事成为人民怒火的宣泄口,许多人聚集到英军驻扎的地方,要求他们离开这里。可没有想到的是,英军指挥官竟然下令开枪射杀这些普通百姓,结果造成56伤的“波士顿惨案”。

“波士顿惨案”的发生,令我翻然醒悟,英国政府和殖民地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我在给朋友写的信中说道,如果英国政府还不停止对殖民地的压迫的话,革命或许很快就要来临。早在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建立苛刻的关税体系时,双方的争斗就已经开始,殖民地人民是无畏的,他们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但作为统治者的政府,却认为人民的不满是因为这些措施不够苛刻,于是更重的赋税、武力的胁迫等接踵而来。这样一来,英国政府将失去殖民地人民的忠诚,武力的抗争必将到来。

我深信,对于将来发生的革命,胜利最终将属于殖民地人民,但是战争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只要有冲突就会有流血牺牲。所以那时候我还是抱有一丝侥幸,希望英国当局和殖民地人民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场纷争。

观点激进的人往往认为革命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是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持不同政见的人倘若能够互相妥协,才是真正双赢的举动。尽管现在我们已经通过独立战争建立起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回想革命爆发前的那段岁月,我时常觉得如果当时双方能够坐下来好好谈一下的话,很有可能会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这样一来也就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牺牲,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原本有机会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但是战火却毁掉了他们的全部。

眼见英国当局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面对日益激烈的冲突,我也已经感到了厌倦,于是我产生了回家的念头,我想回到费城,陪伴自己的妻儿度过余生。至于殖民地和政府的斗争,我也不再打算插手,毕竟在1770年时,我已经是一个64岁的老人了,不再是那个曾经勇敢、无所畏惧的年轻人了。

然而“树欲静风不止”,虽然我已经萌生退意,但是时代却不肯“放过”我。由于我之前“偏袒”北美殖民地的行为,英国统治阶层已经把我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在政府看来,作为整个美洲殖民地的代表,政府不管有任何政策涉及到美洲殖民地,都会让警觉的我提前采取行动,或者游说各方重要人士,或者发表相关的文章制造舆论压力。

最终英国统治阶层决定,要将我从英国政坛和英美事务中驱赶出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的“捣乱”。可英国政府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直到1773年,这样的机会来临了,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赫金森信札”事件。

3. 我依靠平和心态摆平“赫金森信札”事件

赫金森曾是马萨诸塞州州长,他不但反对民间组织,还破坏过一些反抗组织,因为其在镇压殖民地反抗中的作用,一度被誉为英国政府忠诚的大臣。

“赫金森信札”指的是赫金森于1768年~1769年写的6封信和另外一位检察官于1767年~1769年写的4封信,收信人是英国内阁成员。1765年,颁布反印花税法案的时候,波士顿人民因为赫金森对民间组织的打击,一怒之下将他的房屋烧毁。这样一来,赫金森对殖民地人民更加仇视,他在给英政府写的信中,建议对殖民地人民实行镇压。赫金森认为,“必须对殖民地的盲目自由做一番改变,不论用什么办法”。

这些信全部送到内阁手里,不得不说这些信件在英国政府向殖民地派兵一事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信件中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殖民地内部一些有地位的人曾和英国高层有过损害殖民地利益的交易。

这些信件被一直保存起来,但当时英国高层的变动频繁,这些信辗转到了我的手里。我拿到这些信件后,认为有必要将信件交给殖民地的反抗组织,让他们知道政府是受到一些奸佞小人的蛊惑,他们的斗争对象应该是这些人,而不是英国政府。这样,我就将这些信件寄往了波士顿,我的初衷是希望反抗组织成员们读到这些封信之后能够改变看法,不要再和政府为敌,因为当时的我一直都觉得政府是“无罪”的。

177212月初,马萨诸塞州议会领导人收到这些信件后十分气愤,他们联合向英国政府提出解除赫金森州长和另一位检察官的职务的请求。赫金森信件事件的暴露,让英国高层蒙羞,他们认为有人泄露了信件,于是一些人遭受到怀疑甚至是攻击。起初我一直保持沉默,一方面我答应了永远不泄露是谁向我提供了信件,另一方面我也不想多事。但怀疑的力量是恐怖的,甚至有人会因此而死,这让我坐不住了,我想如果我不出来,可能会让这种恐怖无法停止下去,于是我用一种最快捷的方式制止了这次骚动。

圣诞节那天,我在《公众广告》报上刊登了一篇声明,在这篇声明中我承认了自己就是赫金森信件的持有人,同时也是将信件寄给波士顿的“始作俑者”。

当我公布自己就是信件的公开者后,英国高层逼迫我说出是谁提供了这些信件给我,但我不想违背我的诺言,这令高层恼羞成怒,认为这是我对他们的侮辱。其实,我自己也清楚地知道,当初把信件寄给波士顿有些鲁莽,但事已至此,我已经做好了承担一切责任的准备。

18日下午,我接到通知,皇家贵族委员会准备召开听证会,对马萨诸塞州议会关于要求撤除赫金森职务一事进行辩论,而我将作为证人出庭。听证会之前,有人对我说,只要我将泄露者指认出来,就可以继续在英国安全待下去,否则我面对的将是极其严重的后果。我是信守承诺的人,我的一生中很少有过违背承诺的时候,所以我坚称自己永远不会公布这些信件的由来,这样就令我处在了一个不利的位置上。

关于召开听证会的事,此时已经在伦敦传得沸沸扬扬,各种各样的传闻充斥着大街小巷。有些人说,我因为赫金森信札的事情得罪了政府,政府已经打算逮捕我,并把我关进大牢,没收我的文件,只不过,这一切都要等到听证会结束后,这样政府才有足够的理由。有的说,讨论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只是一种借口,真正目的是打倒我,最终结果将是马萨诸塞州议会受到审查,而赫金森州长等人将受到表彰。

对于这些小道消息,没有人能说出来源,也没有人能提供任何证据。但唯一确定的是,我现在很被动,这是我无法扭转的。而我也清楚,英国政府此举的真实目的,就是借此次事件使我声名扫地,由此否定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最终达到打击北美殖民地反抗斗争的目的。

听证会如期举行,这次会议甚至比我上次为州议会请愿时的辩论还要壮观,大厅内挤满了政府高层人员。开始时,会议主持人先宣读了请愿书以及我写的请愿信和会议的决定,最后还有赫金森信札的内容。然后,我的律师首先发言道:“州议会没有任何对英王不满的意思,他们只是恳求英明和慈悲的英王,撤销州长的职位,以平息当地的不安定。”

政府代表站起来立刻反驳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王室有没有权力来雇用一名忠实、坚定的佣仆来管理殖民地。”然后,他列举了许多赫金森施政的经历,辩称英国向波士顿派遣驻军不是赫金森的请求,而是当地混乱所带来的。之后政府代表的话锋急转,称我才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因为是我将信件寄给州议会的,并且策划了针对州长的一系列阴谋。

政府代表污蔑我之所以不说出那些信件是从何而来,是因为这些信件根本就是我用卑鄙手段得到的。政府代表还建议委员会,为了国家和人类的荣誉,给我烙上印记,惩罚我“肮脏不堪的灵魂”。

最后政府代表还攻击我对英王毫无敬畏之情,满脑子都是美洲联盟的思想,就连会见王公贵族们的时候也是以一名独立的外国大臣的口气说话。他把我的种种行为最后说成是利用美洲议会来弹劾州长,然后自己当上州长,甚至是成为美洲的统治者的阴谋。

在对方律师长达1小时的指责期间,68岁的我戴着老式的假发,穿着礼服,一动不动地坐在壁炉旁边,静静地听着别人对自己的各种污蔑和指责,脸上没有一丝波动。有时我还会为对方鼓掌,但目光中没有一丝鄙夷,我很清楚,在如今的情形下,我不需要辩解任何东西,因为这些都是徒劳的。可沉默就代表了认罪,我在英国的名誉也一败涂地了。

听证会结束后,我给老友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人们以为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会极其生气,但我想的不是他们对我的诽谤,也不是自己在英国的前途,而是对殖民地和英国的关系感到担忧。当我看到那些人自大的嘴脸,我不知道该如何贯彻我的思想,更加不知道和平之路在何方。”

听证会结束后,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立即被否定了,因为它是“基于虚假而错误的借口之上”的。会议结束后,对方的律师从大厅走出来,立刻就受到了热烈欢迎。而我在会议结束后,一个人独自回到家中,然后写下了上面的那封信。第二天,我接到一封政府的来信,告知我的北美邮政总代理职务已经被解除了,看来,这件事早在听证会之前就决定好了。

被解除了职务后,我听从朋友们的劝说,决定对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做一个整理,一方面回击那些造谣的人,另一方面,多少挽回些自己的名誉。我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关于赫金森信札的短文》,我从政后多次遭受人们的审查,但对大多数审查我都持沉默态度,并不是我默认了一切。我觉得,如果这些审查是正当的,那么我就应该改正而不是去辩解;如果审查是不正当的,那么我相信真相会很快浮现,这些谣言也会不攻自破。对那些泼洒在我人格上的污秽之物,我不会去努力摆脱它们,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只能让那些污秽弄得我满身都是。我相信,这些东西等一段时间后会自行消失,时间会还我一个清白之躯。

“赫金森信札”事件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伤害,我的朋友都相信我的为人,他们对那些强加在我身上的污蔑之词大为愤慨。至于殖民地的人们,看到听证会的记录后,他们反而对我更敬重,因为我是为了殖民地的利益才承受如此的侮辱的。

4. 有压迫就有反抗,“革命”终于要来了

面对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压迫,殖民地已经出现一些反抗政府组织,如果之前的组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现在出现的组织则是为了推翻英国的压迫,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政府。

1772年~1774年,从马萨诸塞州开始,美州各殖民地先后建立了许多反英的革命组织。这时,茶叶成为双方争斗的焦点。关税条例被废除后,英国向美洲运输的茶叶依旧需要缴税,所以在殖民地走私茶叶是很常见的事情。1773年,英国政府为了能让东印度公司倾销大量积压的茶叶,于是对销往美洲的茶叶采取关税减免政策,这样一来,通过正规渠道进入美洲的茶叶竟然比走私的还便宜百分之五十,这令走私商感到恐慌。于是,走私商组织了大量人员,以维护权利为口号,抵制东印度公司的茶叶。

1216日,波士顿一群人偷偷登上三艘东印度公司的货船,将上面342箱茶叶全部倒入海中,这场风波被称为“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件事之后,殖民地其他地方也爆发了倾茶事件,这令英国政府和殖民地的矛盾更加激化。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连串的举动并非什么正义行为,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场运动最终却点燃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索。

波士顿倾茶事件后,英国政府对此暴行极为愤怒,决定不再退让一步,并且颁布了5项苛刻的政策,以镇压反抗运动。这5项法令是:封闭所有波士顿的海港,在赔偿所有茶叶损失之前,断绝和波士顿的一切通商往来;取消马萨诸塞州自治条例,当地政府直接由英王负责,所有官吏的任免都由英王和州长负责,之前的当地宪法也作废;扩充殖民地驻军,驻军可以在一切旅馆、酒店及其他公共建筑物自由驻扎;凡是英国官吏犯罪,必须送回英国或者英属加拿大东部的诺法斯科西亚审判;将俄亥俄河以北、宾夕法尼亚以西原为殖民地边疆的广大地区划归英王直辖殖民地魁北克。

政策实施后,当时依旧是马萨诸塞州州长的赫金森面见了英王,大肆宣扬政策对殖民地的好处,并说波士顿人已经打算向英王屈服。英王听了这些话后,对政策的实施更加坚决,任何人劝说也无济于事。

与赫金森的说辞完全相反的是,这5项法令一经公布,殖民地的愤怒和不满立即到了极点,就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全美洲殖民地的人都参与到抗英斗争中。177495日,各殖民地议会派出代表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各州的代表们针对如何维护北美殖民地权利、反抗英国政府的压迫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甚至北美殖民地独立的主张也被一些激进的议员提了出来。

我在伦敦的日子也很艰难,有人造谣是我引起殖民地和英国之间的误会,并下令对我进行抓捕。所以,那段时间我在英国经常被迫不断更换地址,防止被捕。尽管处境如此危险,但我还是没有离开,我希望能为双方和解出一份力,也是我的最后一搏。

对于我来说,改变如今内阁的态度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我只能期待新的内阁上台,为争取北美的权利做些什么。至于革命,我当时依旧不赞同,我希望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既能维护英国的统一,又能保障北美人民的权利。此时,我隐隐约约感觉到,革命马上就要来临,因为双方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我能做的就是尽快化解危机。

此时英国政府内部,对这5项法令的实施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支持,一种是反对。反对者担心殖民地人民会因此而推翻政府,让英国的利益大受损失。有一个反对者和我一样,努力寻找条件和殖民地沟通,化解未来的战争。有一位政府大臣,还曾找到过我,共同商讨如何解决美洲和英国的矛盾,化解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

美洲的反抗斗争正不断扩大,我在伦敦也正积极和政府高管会面,寻找支持者。经过一些戏剧性的意外,两个内阁成员找到了我,共同商讨拟定一份和解计划。我提出了“17点”,上报给英国国会,我提出的建议是美洲殖民地宣誓在战争时帮助英国,也可以接受英国的垄断,但是英国政府不能限制殖民地的制造业。关于殖民地权利的问题上,我提出英国政府应该将立法权归还给殖民地,并且不能在非战争期间征税。

我还在“17点”中特别强调,坚决反对英国国会改变美洲殖民地的法律和宪章,为捍卫自己的法律和宪章,殖民地人民“不惜付出生命及一切代价”。对于“17点”,两个内阁成员并不赞同,因为有些条例是英国政府无论如何都答应不了的,这会令英国丧失对美洲殖民地的控制。于是在二人的建议下,我又重新拟定了一份议案。但是就是这份对英国利益做出极大让步的议案,最终也还是在1775120日的国会会议上被否决了。

我们并没有放弃,重新商量新的议案,准备再次向国会提出。新的议案首先规定了英国议会有权将北美殖民地纳于帝国的利益之下,英国国王有权在没有得到殖民地议会允许的情况下向殖民地派遣军队。然后规定只有美洲人可以在美洲征税,而且殖民地的宪章不可侵犯,并且建议大陆会议成为官方的永久性的机构。我看过计划后表示很满意,只在其中“宪章”一词之后加上了“宪法”两字。

21号,我们一同前往国会,向议会提出新的和解方案。可是,这个方案再次遭到了强烈反对,最后这份方案再次被否决。这时,殖民地和政府的战争一触即发,我只得做最后的挽救,我将“17点”大幅度修改,期望能获得议会的通过。但是,我没有认识到本质上的问题,政府希望的是马萨诸塞州的人民认罪并屈服,而我希望的是双方各退一步。但是双方的立场根本不同,也就无法达成统一的认识,所以最后和解计划以失败告终。

看到和解无望的我早已是身心疲惫,就在这时,妻子去世的消息传来,一切的一切都告诉我,是时候回家了。在伦敦的最后一天,我来到好友的家里,向他诉说自己的苦恼,说到自己对阻止战争的爆发,就如同对妻子的死一样无能为力,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好友面前放声痛哭。

17753月底,我起程返回费城,经过6个星期的漂泊,我于55日抵达了费城,但此时费城早已没有等待我归来的妻子,也没有曾经和平的土地,面对我的将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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