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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心系北美殖民地:肩负国家责任(一)

富兰克林自传

作者:本杰明•富兰克林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9/01/30

1. 为了机构改革,我去竞争“北美邮政总代理”一职

我曾对别人说过,公职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既不会请求职位,也不会拒绝职位,更不会主动辞职。可是,只有一次是例外,就是在争夺“北美邮政总代理”一职时,我确实竭尽所能争取过。

1751年,就在我当选州议员后,原北美邮政总代理病危,殖民地当局急需一个新的接替者。这个职位对于我来说十分重要,重要到我要违背自己的原则,努力争取这一职位。我这样做可不是为了高官厚禄,也不是为了所谓的名誉,其原因是我心中有一个理想、一个由来已久的计划。

当时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这个职位的月薪据说有150镑,但我并非是因为这些钱而争取它的,它将使我能够实行一项久已形成的计划。我希望这个计划在实施后的不久,能令你和所有知识的爱好者看到成果。我不必告诉你费城——它是大陆殖民地的中心并与西印度群岛有着持久不断的通讯联系。”

这个计划早在我倡办美洲哲学学会时就已产生,尽管这个学会不如我所期望的那么活跃,但我始终愿意为哲学学会做些什么。我希望使越来越多的有才智的人彼此间保持通信联系,不仅在费城,也不仅在宾夕法尼亚,而是在整个北美殖民地。

但这个计划的实施面对一个阻力,也就是整个美洲的邮政系统。当时整个北美邮政系统是落后、缓慢、臃肿不堪、不安全的代名词,作为美洲哲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我对这种阻碍人们相互交流的系统早已深恶痛绝;另外,我希望费城成为整个美洲最重要的地方,当上了北美邮政总代理,我就可以令费城成为所有信息的中转中心,这对费城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当然,我也有一点点私心,当上北美邮政总代理后,我就会拥有英国皇家官员的身份,同时也可以让我更加全面地了解整个美洲。

当时我当选的呼声其实已经很高了,一方面我一直担任费城的邮政局局长,对邮政事务很熟悉,而且自认为做得很不错;另一方面,我交友广泛,在美洲各地有许多支持我的人。当时,宾夕法尼亚首席法官威廉·艾林极力推荐我担任这一职务,在这里我要感谢他的帮助。

为了成为整个北美的邮政总代理,我首先要熟悉整个北美的邮政业务。我先是争取到了北美邮政主会计官的职位,负责管理各地的账目。为了更好地了解邮政业务,我还花了10个星期的时间,前往新英格兰巡视当地的邮政业务。这些努力并没有白费,1753810日,我被英国邮政大臣任命为北美区邮政总代理,和我一起被任命的还有《弗吉尼亚报》的出版商威廉·亨特。

我们上任之后,威廉·亨特在威廉堡办公,而我依旧留在费城办公,我们一南一北管理整个北美殖民地的邮政事务,由于彼此间十分敬重,所以在工作上配合很是默契。后来因为威廉·亨特的身体不好,所以渐渐整个北美地区的邮政事务都落在了我的身上。

担任总代理后,我就可以大胆地实行自己的计划,对北美邮政体系进行改革了。我先制定了一套完善、简洁的邮政制度,然后以书面形式将制度条文分发给了各地的邮政部门执行,这大大加强了邮政工作的效率。

对于这些改革,早在我担任费城邮政局局长的时候就已经试验性实行过。比如,我在费城建立了收费邮递制度,凡是邮件到达当天没有被领取,而是由邮递员递送的,则要加收额外的邮递费。在此之前,邮递员虽然没有送邮件的义务,但邮件积压过多后邮递员也会主动送上门,于是很多人不主动取件,等邮递员“送货上门”。实行改革后,邮件的积压现象大大减少,邮递员的工作强度也随之降低。

此外我还规定,如果收信人被登在报纸上后,三个月没有人来领取,邮件就会被送到设在费城的邮政总局里,直到有人前来取件。这一制度被很好地延续了下来,它就是现在美国“无法投递邮件处理部”的前身。我还颁布了一项新规定,终止了邮差免费投递报纸的做法,我规定所有的报纸均由邮差递送,但要支付邮资。这些做法后来在其他大城市也被鼓励实行,令整体的邮政业务更加快捷了。

为了对各地邮政的账目有所了解,我走访了整个北美的邮政部门,认识了各地的邮政局局长,帮助他们整理了相关账目,使其更加制度化。除此之外,我还对一些地方的其他方面的困难给予了帮助,比如修理道路、修建渡口等等。

除了这些实质性的改革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求各地邮政局长注意邮递服务的统一性和持续性,这样一来,一个制度化的邮政体系就建立起来了。改革进行后,在邮政服务速度和安全性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逐渐使北美的邮政事业繁荣起来。

我的这些改革措施不仅令北美殖民地的人民获益匪浅,英国政府也因此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我以前,北美邮政系统从来没有向英国上缴过一分钱,因为北美邮政根本入不敷出,就算有些收入,也会被一些人贪污掉。自从我上任后,由于全面整顿了殖民地的邮政事务,令邮政系统的盈利大幅度增加,我在任第四年的邮政收入甚至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1761年,我和威廉·亨特不但领到了自己的全部工资,而且第一次代表北美邮政向伦敦汇出了第一笔钱,这令英国政府很高兴。

对于我来说,对北美邮政的改革不仅仅是一次个人政治才能的施展,同时也表达了我对北美殖民地联合的一种思想。

2. 散沙一样的人民只能永远被奴役

英国和法国总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恨情仇”。在欧洲,英法两国之间还隔着一道英吉利海峡,在北美大陆上,两个国家的殖民地却接壤,所以每当英法两国之间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造成北美地区的恐慌。这种恐慌是无法避免的,对于殖民地的人民来说,他们就如同漂荡在水中的树叶,任由暗涌的支配。

进入18世纪50年代,英法两国往往因为在美洲领土上的问题互相有摩擦,对于两国人来说,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然而,小摩擦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往往就会爆发出来。1754年,年仅22岁的乔治·华盛顿,也就是之后的美国第一任总统,作为当时英国政府的军官,因为和法国人在领土问题上没有谈拢,便率领150人发动袭击,打死10名法国人,从而引发了一场改变整个美洲命运的战争——法印战争。

战争对于殖民地的人来说是巨大的灾难,这些战争往往是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引起的,但战火所焚烧的却都是北美人的家园。在北美,即使在那些远离战场的地方,人们也无法安心。这时候身在大后方费城的我也开始为这场战争而感到担忧。

当时所有的费城人都担心法国人会突然袭击过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面对法国的威胁,英国皇家商务大臣命令各殖民地的代表前往奥尔巴尼举行代表大会,和印第安“六族”首领共同商议防御的对策。因为我和“六族”首领曾经有过会面,所以他们选我为这次大会的代表。

这次出席代表大会,我的心中早就有了计划,我希望各殖民地联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在的威胁。早在出席代表大会之前,我和一个朋友就对此事情进行过探讨,虽然说殖民地联合起来百利而无一害,但这件事情也不是想象得那么容易。不能指望英国皇室主动提出来,更不能指望各地的州长。对于英国政府来说,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殖民地联合起来,因为他们害怕这样会失去对殖民地的控制。而对于各州州长来说,我认为这些州长大多事务繁忙,都怕麻烦,不可能会考虑或者执行一个新计划,特别是可能伤害他们利益的计划。

殖民地联合其实并不是指单纯的各地的政府之间的联合,而是所有殖民地的人民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的联合才会对公众有益。其次在我看来,英国的疆土太小,一个世纪后,大多数英国人会来到美洲,如果英国人来到一个不团结的殖民地,那么在这里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这对未来的英国人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另外一点,随着英国和法国的冲突不断,在美洲生活的英国人也将会受到威胁,如果北美的英属殖民地联合起来,威胁就会大大降低。为了向人们阐述我的想法,我画了一幅漫画,发表在报纸上。那幅漫画上是一个分为八段的蛇,每一段上面标有英国一个殖民地名称的第一个字母,而这幅漫画的标题就是:“不联合,只有死”。

按照“北美英属殖民地大联合”的构想,我还制订了一份计划,论述了如何成立一个联合的殖民地政府。在代表大会上,我将自己的计划提了出来,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会上还有另外几个代表也提出了相同的计划。于是,本来是探讨国防的会议,变成了讨论如何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会议。大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用来探讨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事宜,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位。

经过一番探讨,我的计划最终得到了广大代表们的认可,在经过修改之后,成为这场讨论的最终决议。然后我们将这个最后结论递交给了各州政府和英国本土政府,等待他们的决定。很可惜,没有一个州政府同意这个计划,原因就是这个计划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

按照我的计划,各个殖民地将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政府。联邦政府由总统一人管辖,总统由英王直接任免,并且受到英王的节制。总统必须熟悉战争,因为他要负责殖民地的国防事务和对印第安人的事务。各个殖民地由人民选举出内阁人员,负责政府的日常事务等等。

对于建立这样的一个联合政府的想法,各州州长认为它的权力太大了,可能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而对于英国来说,这样的一个政府又太民主了,英国人认为他们很难控制这样一个民选政府,甚至很有可能会使自己失去殖民地。

尽管这个计划没有得到实施让我感到很遗憾,但通过这次会议,我不但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对于我来说,建立联合政府不仅仅可以使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民拥有自我保护的能力,这也是英国对生活在美洲的人民的一种承认。如果美洲人民的权利得不到尊重的话,将来有一天,美洲殖民地和英国可能就会面临分离的危险。可惜的是,虽然我已经预见到了这样的未来,但当权者却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环顾四海,能够真的看得清自己长远利益的人何其稀少!

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我便起程回到费城,但建立联合政府的构想并没有因此打消,我依旧和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通信,商量如何让计划得以实施。这时,英法战争愈演愈烈,华盛顿带领的军队已经被法国军队打败,这就加剧了英国殖民地的危机。可是,英国不允许殖民地私自组织军队,还加上我们之前的建立联邦政府的建议,让英国已经怀疑殖民地有独立的打算了。于是,英国政府千里迢迢从本土运兵到美洲驻防。

英国政府派兵之后,我认为有必要将建立联合政府的活动隐秘起来,以免遭到不必要的影响,而我则以北美邮政总代理的身份替他们传递信息;另外,委员会还要求我接近从英国前来的军队,让他们放松警惕,顺便监视他们。

我对这些英国军队表现得十分友好,不但帮助他们筹备生活物资,还替他们寻找运输工具,前前后后我共在他们身上花费了一千多英镑,而这些钱都是我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的。可惜的是,这支英国军队的领导只不过是一个盲目自大的人,和法国人的第一场战斗就以惨败告终,他带来的那些士兵,有三分之二死于战场,而那些由我筹备来的物资,也全部丢给了法国人。

更过分的是,这些英国人的军队并没有把美洲殖民地的人当作自己的同胞。凡是他们经过的村落,都被洗劫一空,许多穷苦家庭因此破产。而且,如果有人敢反抗,还会遭到百般凌辱和虐待,甚至是丧命。这件事让我大为伤心,法国人入侵的时候都没有做过这些残忍的事情,而这些所谓的保卫者,甚至连入侵者都不如。

英国军队的战败产生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首先是州议会对人民安全的担忧,担心法国人长驱直入,攻入殖民地;另一方面,本来和英国联盟的一些印第安人,看到了法国人大获全胜,也纷纷转投法国阵营,虽然说“六族”的印第安人表面上没有任何异常,但私底下已经有很多人叛逃去了法国。

我替英军筹备物资的时候,已经欠下了一笔巨款,而英军战败让我的处境十分不利,很可能会破产。还好,我的朋友们替我担保,让我得以度过了那段艰苦的时间,幸好后来英国政府派遣过来收拾残局的英国将军是一个明事理的人,他替我偿还了所有债务,并向英皇禀报了我对英国的帮助。

英军战事失利还引起了另一件事的发生,作为和法国殖民地接壤的宾夕法尼亚州在法军的威胁下岌岌可危,州议会商量建立地方武装力量保护自己。可是组建武装力量需要大量资金,代表殖民地业主的州政府不同意业主们缴税,只赞成向普通人民征税,可这样一来,人民的赋税不但过重,而且也凑不齐庞大的军费开支。

经过一番斗争,最后这些业主同意提供每人五千英镑的经费。经费的问题解决后,宾夕法尼亚州的地方武装也顺利建立了,但是这件事却为殖民地人民和业主之间日后的斗争埋下了伏笔。

3. 做一个最称职的边境“守护神”

1755年,英法两国在美洲殖民地的战争中,法国人占据着优势地位,越来越多的亲法印第安人向英国殖民地进军,有些边境地区甚至出现了小规模的战争。

宾夕法尼亚州因为和法国殖民地很近,自从法印战争爆发后,边境地区就一直不安宁。特别是英国保卫军仅仅一场战斗就惨败而归后,法国人和亲法印第安人就更肆无忌惮了,他们经常骚扰宾州的边境地区。殖民地自己组织防卫力量的议案通过后,保护边境的事情也就提上了日程,经过议会的一致选举,我成为边境防务的负责人。虽然这项任务存在着极高的危险,甚至会葬送自己的生命,可我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务,因为我想为人民出一份力。

在这项任务中,州议会赋予了我极大的权力,不论是对军官的委任,还是士兵的招募,这一切都归我负责。招募士兵并不是难事,很快我就招募了五六十人,我还委任儿子威廉担任我的副官,这项任命可并非是因为私情,而是因为他曾参加过攻打加拿大的战斗,在军事方面他能够给我很大的帮助。

就在一切准备妥当的时候,边境传来了消息,有一小支印第安人袭击了位于边境的纳登荷村。这些印第安人不但杀了村里的人,还放火焚烧了房屋。凑巧的是,

我此行的目的地也是这个村子,因为那里是边境防守的最佳地点。

我们先来到纳登荷村附近的一个村落,在这里集合队伍。令我很意外的是,这里的防卫十分全面,不但有栅栏之类的防御措施,村民们也有一些武器。他们还在房子的周围以及窗台上放了许多石块以备紧急情况下使用。除此之外,每天晚上他们还有人轮流巡逻,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因为这里的防卫良好,我并没有在此多逗留,第二天便起程前往纳登荷村。到了纳登荷村后,明显能感觉到和之前村落的不一样,这里的情况已经十分混乱了,甚至连食物都没有,幸免于难的人也准备前往费城避难。

面对如此混乱的状况,我立刻组织人员建立防卫工事,在主要的街道设立哨所,并派出士兵进行全天巡逻。我还在附近的村落征招了二百多人,组建了一支大规模的民兵组织。但这些人并没有全部留在纳登荷村,大概只有五十人留在纳登荷,而其他人负责外围地区的防守。

虽然说暂时建立了防卫,但是我知道,想要依靠这支队伍抵抗印第安人的侵略还远远不够。特别是下雨的时候最为危险,因为大雨会令我们的士兵的火枪失灵,而印第安人却有办法保持枪械的干燥。我还记得,当时有11个农民在夜里找到我,希望能得到一些枪械,因为他们被印第安人赶出了自己的农场,他们希望能依靠武器保卫自己的农场。可是,过了几天后只有一个农民活着回来了,另外10个人全被印第安人杀死了。其原因是下雨后枪管受潮,根本打不出子弹来,而印第安人的枪依旧能用。

在纳登荷村的日子十分艰苦,这里没有正常生活的平民,也没有比较完整的建筑物,甚至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在附近的一个锯木厂发现了一些完整的木板,很快,士兵们就建造了临时的房屋,用来休息和生活。虽然说这些房间异常简陋,但在寒冷的天气下,这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地方了。虽然长期以来我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但是那些困难并没有吓倒我,哪怕每天晚上都睡在地板上,我也从没抱怨过什么。

前期的准备充足后,我就开始着手建立防御工事,这对防卫印第安人的入侵很有用。首先,我要做的就是建造一个炮台。当时印第安人并没有火炮,如果有一个炮台,那么对防守印第安人的侵略很有作用。炮台共长四百五十五英尺,每一英尺都需要一根栅栏,紧密排列起来用于防守。虽然制造这些栅栏需要很多木头,但士兵们都是伐木能手,所以效率很高。栅栏立好以后,我的手下还在栅栏内用木板搭了一个搭脚,这样当有人入侵时,士兵就能站在上面从枪眼中向外射击。虽然这些工程不算复杂,但每隔一天就会下场大雨,我们断断续续地在一星期内才完成了建造栅栏的任务。

完成炮塔的建设后,我决定在四周搜索一番,寻找可以隐藏的地方,这样就算是遭遇了袭击,也可以选择退守。只不过,我们并没有找到合适的隐蔽点,却发现了印第安人藏身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是印第安人挖出的大坑,这样他们在里面生火的时候就不容易被发现,而且深坑能抵御一定的严寒。根据生火痕迹,我推测这些印第安人人数不多,而且已经知道我们的到来,所以才离开藏身的地方。

炮台完成后,暂时没有印第安人的威胁,我开始在附近大量征招士兵,用来防守纳登荷村地区。经过几天时间,一共组织了13支联队,总计约500人的一支队伍,这些联队分布在边境周围,担任保卫工作。我还解决了这些军队的供给和联络问题,一些难民也得到了安置,另外,我还在纳登荷村炮台周围建立了两座木堡,其中一座就叫做“富兰克林堡”。

建造炮台,整顿防务,训练士兵等等问题被解决后,我接到了州长的信。信上说,州议会马上要举行会议,要求我也参加,前提是边境的任务已经不需要我了。就连我的一些朋友也劝我回来,因为州政府暗地里正酝酿着什么事情,他们劝我最好现在回去。对于我来说,现在也可以回去了,三个炮台已经修建完毕,当地的居民也安心在炮台的保护下继续生活下来,可由谁接替我的位置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事情。

虽然说我的儿子是副官,而且打过仗,但这次回去他肯定要跟着我一起走的。正在我犯愁的时候,一个新英格兰的军官正好来到这里,他不但对与印第安人的战争颇有经验,而且同意担任指挥官的职务。我给了他一张委任状,而且当着所有人的面,宣读了委任状,并把他介绍给全体士兵。我认为凭借他的军事能力,一定更适合担任指挥官,带领士兵守卫这个地区的。

我离开的当天,对士兵们讲了几句劝勉的话后,就离开了那里,一直到之前到过的那个防守严密的村子,我才好好地休息了一下。当天晚上,我睡在一张舒适的床上,但我一点也睡不着,因为这里实在太舒服了,和之前裹着一两条毯子睡在地板上的感觉有着天壤之别。

4. 要做成一件事困难和挫折重重,我却满心期待

前线战场的生活的确很艰苦,但回到后方并不代表就能好好享受一番,往往人与人之间的权力的斗争更加让人疲惫,而且更加危险。我奉劝人们一句,踏实地经营自己的事业,不要牵扯过多的人际斗争,这只会让人无比烦恼。

从边境回到费城后,我从朋友那里得知,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代表土地业主利益的州政府和代表人民利益的州议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一方面远在英国的土地业主们拒绝掏钱支援城防以及公共设施建设,他们认为那不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而另一方面,人民对业主的抱怨越来越多,认为他们是吸血鬼,连在殖民地安全这样的大事上都不愿意出半点力。双方互相激烈地争辩着,没有任何一方愿意让步。

没过多久,原先的州长辞职,英国的业主们又派了一位州长过来。这位新州长到达费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我,把一个我曾经在伦敦获得的金质奖章,在招待会上当面交给我。招待会结束后,这位新州长单独找到我,称业主们对自己的殖民地十分关心,并不是想象中那样冷漠的。他希望我能够帮助业主们说些好话,让议会放弃对业主不交税权利的反对,这样不但能让双方都愉快,我也能获得丰厚的报答。

这样的建议,我十分坚决地回绝了,我回复说:“我的经济状况十分好,这一切都是依靠我自己的努力以及当地人的支持,所以我不需要业主的好处;另外,作为一名议员,我也不好接受业主的恩惠,这样只能让我背负受贿的罪名。我和业主之间没有任何的恩怨,如果业主希望实施什么对费城有利的政策,我会在报纸上第一版面上免费刊登这些政策,并且自费到处宣传。可问题是,业主目前提出的措施,只是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一点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费城公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

事实上,我在民众和业主的斗争中,我始终都站在广大民众的一方,作为民意的代表,我不遗余力地为民众做宣传、书写反对业主的抗议书。虽然我和州长的政见不合,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和他的关系,我们的私人关系一直很好,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在他看来,我们不过是各为其主,并没有什么私人恩怨,有时候,州长还会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一起商讨政治上的问题。

也许是为了平息内部矛盾,新州长上任后,很快向周围的印第安人部落开战,并以重金悬赏印第安人的头皮或者俘虏,不论是妇女还是儿童。这样的行为让大多数议员反对,并以退出州议会相要挟,这样一来州议会成员重新洗牌,许多基层的人得以进入州议会,这让州议会和业主的较量更加激烈。我记得那是我快过51岁生日的时候,印第安人袭击了我曾担任过总指挥的边境地区,不但杀死了当地的守军,还摧毁了我辛苦建造的防御工事。宾夕法尼亚州危在旦夕。

边境危机爆发后,州长要求州议会从民众缴纳的税金中拿出12万英镑用于军务,但州议会最后只提供了10万。这件事激怒了州长,声言要把议案拿到英国让国王评判,而州议会认为业主根本无视人民的利益,因此全体通过了一个决议,派遣使者前往英国向国王控告这些业主,我被选为出使英国代表。

175744号,我和儿子登上了前往伦敦的邮轮,向英王阐述议会的诉求。经过漫长的航行,其间还遭到敌船的攻击,最终在7月份我们抵达了伦敦。经过了一番休整,我决定先去拜访一些英国的大臣,了解一下英国的局势。

第一个愿意接见我的是枢密院议长,不过,这次谈话的过程很不愉快,特别是在修改殖民地立法、废除英国业主免税权利的问题上,我们进行了激烈的争吵。枢密院议长说殖民地的法律都是由英国的法官起草,然后经过枢密院的审核,最后由国王签署的,所以这些法律是国法,不可以随便更改或者否决的,其中就包括业主不需要缴税的权利。

但我认为,殖民地的法律应该由议会制定,然后经过讨论,最后由国王签署后才生效。虽然不可以随意废除或更改,但是如果法律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议会就有权力修改法律条文。

最后我们两人不欢而散,看到枢密院议长和英国业主们如出一辙的态度,我意识到,这次的“控告之旅”不容乐观。

8月份,我与那些英国的宾夕法尼亚州业主代表举行会谈,在会议上我提出了州议会的申诉要点,并以书面的形式交给了他们。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业主们根本就无视我的存在,更不可能给予我任何答复。而在等待的时间里,我意外地病倒了。

我一直认为我的身体很好,自从年轻时候得胸膜炎差点要了我的命之后,我就再没有生过什么大病。但在伦敦我却病得很严重,一病就是8个星期,还好,我的儿子在旁边照顾,而且还有一位负责的医生,所以我的身体并无大碍。这期间,我见了许多来访者,有些是合作伙伴,有些是以前的朋友,有些是科学研究上的挚友,我和他们聊了许多美洲的情况,并描述了业主们不负责的态度。病好之后,业主们的回复还是没有给我,但我并不焦急,因为在英国科学研究成为了我打发时间的重要事情。

在等待答复的期间,我尽可能地争取一切机会,为宾夕法尼亚州人民的利益努力。除了向每一位有影响力的人谈论此事,让更多人知道业主的行径,之外,我还写了本书,把宾夕法尼亚州人民与业主斗争的来龙去脉讲了出来。

1760年,我和业主的较量终于到了白热化程度,因为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通过了发行10万英镑纸币和业主也需要缴税的议案,而被业主们认为这是“践踏皇室特权,藐视国王和法律的行径”。为此,业主们将此事报告给英国国会,要求和作为宾州议会代表的我对簿公堂。业主们认为,缴税的议案如果通过,他们会因为不堪重负而破产。但我则认为,这只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纳税,任何人缴税都是相同的,政府不会因为他们是业主而对他们大肆征税。

最后,经过激烈的争论,业主和我双方各退了一步,同意签署一份协约,以保证双方的权利。这场争斗中我所做的让步是微不足道的,而业主们也知道了不能一味地盘剥殖民地人民,有时候妥协会更好。至此,业主缴税的问题得以解决。

完成任务后,我和儿子离开了伦敦,前往欧洲各处旅游,我们去了意大利和德国,还有我一直向往的文化发源地——雅典。旅游回来后,我们准备回到费城,可当我再次回伦敦准备告别的时候,却接到了一个消息,我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言人,暂时不能回到费城了。尽管不能回去让我有些沮丧,我很想吃妻子做的牛排,但身处伦敦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帮助宾州人民取得他们应有的利益。所以我也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个任命。

我之后又在伦敦生活了两年,两年间我走遍了英国的每个角落,拜访了许多科学家和政治家,并且结交了许多朋友,这对我将来的工作大有益处。另外,我的儿子威廉还给我带回来一个孙子,尽管这个孙子的母亲我都不知道是谁,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个孩子,因为他是如此可爱。

1762年,我决定回到费城,那里有我朝思暮想的妻子,还有我挚爱的费城人民。我的儿子威廉并没有跟随我回去,他被英国政府任命为新泽西州的州长,这项任命主要是为了讨好我,希望能让我改变自己的立场。可他们太小看我的决心了,我的内心如此坚定,是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的,哪怕是我的儿子。

5. 处理群体事件需要手腕和智慧

英国是一个我最不想去,又最不舍的地方,我的一生中除了在费城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英国。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我和他们现在依旧保持着联系。当我年轻的时候走在英国的大街上时会怀念费城,但是如今我已经老了,不能再坐船远行,我时常想起在英国度过的日子。

1762年,经过了两个月的航行,我终于回到费城,当我再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整个宾夕法尼亚州的英雄。虽然我这次返回费城的行程没有向别人透露,但是人们还是从各种渠道得知了此事,回家的时候,我的家中早就挤满了前来看望的朋友,这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回到费城后,我很快便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伦敦的两年,美洲的邮政事务已经有些荒废,另外当时的加拿大也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政府急需建立与加拿大的联系。这一切都让我抽不开身,忙于政务当中,但我还是抽时间去了趟新泽西州,看望被任命为州长的威廉。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儿子的管理下,当地的形势一片大好,他也结交了不少朋友,有些甚至是他曾经的政敌,这令我替他感到高兴。

1763年,法印战争宣告结束,最终英国人获得了胜利,本来这件事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北美殖民地的人也不用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快北美大陆上又爆发了新的流血冲突。起因是美洲的印第安人,他们经过法印战争后,看清楚了殖民者的本质,知道战争结束后,会有更多的殖民者来到美洲,侵占他们的土地,甚至是剥夺他们的权利。

因此,印第安人对殖民者的反抗情绪越来越强烈,就连和英国人很友好的“六族”印第安人都骚动起来。同年夏季,隐藏在暗处的涌动终于爆发,西部的印第安人向英国人发起突然袭击,因为当地没有足够的武装保护,所以很快就彻底沦陷,而那些守军也遭到屠杀。其后,宾夕法尼亚州遭到了攻击,边境地区几乎沦陷,幸免于难的村落开始组织武装,保卫自己的安全。

一些生活在帕克斯顿的爱尔兰移民,组织起一个反抗印第安人的组织,他们自称为“帕克斯顿之子”,不过这群爱尔兰移民实际上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暴徒,这个组织成立之后,他们没有朝那些侵扰自己的印第安武装开枪,反而把目标对准早已经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印第安普通百姓身上。起初的时候,他们只是驱赶这些人,或者是抢砸他们的商店,但12月的一天,50多名“帕克斯顿之子”的成员冲进了一个印第安人聚集的村庄,残忍地杀害了所有的人。

这件事在宾夕法尼亚州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虽然州长立刻下达了拘捕令,但是当时州议会的大多数议员都偏袒帕克斯顿之子,他们认为帕克斯顿之子的行为并无不妥,印第安人就应该被全部消灭。尽管还有少部分议员坚决反对“帕克斯顿之子” 的暴行,但是在大多数宾州议会议员的纵容之下,“帕克斯顿之子”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宣称要杀死所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印第安人。

我得知这件事后,十分生气。我写了一个宣传册,对这些人的暴行予以强烈的批评。上面写道:有些人想要为自己的杀人罪名开脱,声称自己的亲人死于印第安人的手中。当然,这很有可能是真实的,但这些人应该冲到前线,去向那些杀害他们亲人的印第安人报仇,而不是转身来到自己朋友家,去屠杀这些和平的人。如果这样的行为不被制止,那么我的家人被一个红头发的人杀死,我是否可以屠杀所有的红头发的人复仇?

宣传册一经出版,立刻让人们冷静许多,更多人开始反对这些暴徒的行径。费城的大多数居民决心保护当地的印第安人,随后我组织了一个团体,以保证当地印第安人的安全。这时,我接到消息,有一帮“帕克斯顿之子”正往费城赶来,手里还拿着武器。

当天夜里,州长亲自来到我的家中,后面紧跟着他的参事会参事们,来向我求教。不久,暴徒们在另一处渡口过了河,吵吵嚷嚷地来到距费城不远处的日耳曼城。在那里,他们停下来了。我应州长的请求,只带了3个人出城来见他们。

经过我的劝阻,他们最后离开了。尽管这一事件被平息了,但引起的轰动可不小。这件事暴露了州长的无能,人们对政府愈加地不信任了。

内部的问题虽然得以解决,但印第安人的攻击没有停止,于是议会提出了一份拨款议案,用于扩大国民自卫队的规模。可是以州长为代表的州政府却反对这个议案,他们担心随着国民自卫队规模的扩大,他们最终将无法管理殖民地。之后,这个议案被反复修改、否决,最终也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州议会的议员们被彻底激怒了,于是他们再一次递交了议案,并且里面夹了一张纸条,上面要求州长必须同意这个议案,其措辞强烈甚至有些挑衅意味。可惜的是,州长根本不买账,直接将议案撕毁。同一天,愤怒的州议员决定,上书给英国国王,要求把宾夕法尼亚州交给国王管理,脱离这些业主们挑选出来的州长的控制。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更倾向于中立态度,就在州议会决定上书给英国国王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小册子,名为《关于我们公共事务目前形势的冷静思考》。我认为,所有宾夕法尼亚州的业主和人民之间争议,起因并不是人们宣称的宾州的业主“思想邪恶、自私自利”,而是因为宪法和政府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为民众服务。

这本小册子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时殖民地的人民对殖民地政府早就心怀不满,特别是乔治三世登基后加大了对殖民地的剥削,这就令殖民地人民更想脱离英国的控制,建立一个自主的政府。

17645月份,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开会,表决是否向英王请命,要求英王直接统治本地。这时,州议会的会长宣布辞职,而我当选为了新一任的会长,并主持了这次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投票决定向英王请命,议会推选我作为代表,和另外一位代表共同前往伦敦请愿。

离别的日子又要到来,但这次和之前不一样,我隐约知道这次没有那么简单,可能要去很长时间。我希望妻子能陪我一同前往,但妻子并不愿意远渡重洋,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于是,我便独自一人离开家,就和当年离家出走去伦敦一样。我和妻子都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10年,更不知道这一去就成了永别。

1117号,300名朋友骑马护送我登船,这次航行很顺利,129日我就到达了伦敦。我的朋友们得到我顺利抵达伦敦的消息,他们为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为了迎接我,那一夜伦敦的钟声一直敲响到了深夜。

6. 为美洲民众,我请命

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总是以大局为重,在我看来集体的利益远胜于个人。如果说我之前前往伦敦是为了宾夕法尼亚州人民的利益,那么这次前往伦敦等待我的将是为全北美人民谋取福利的重任。

我抵达伦敦后,先向政府提交了议会的决议书,希望英王能直接统治宾夕法尼亚州。但我等待了很久,却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回复,负责相关事务的枢密院甚至不愿意听我的陈述。几经波折,我才在将近两年后把请愿书递给了当时的大臣。

等待答复的期间,在我的面前又出现了另一项工作。1765322日,英国政府通过了印花税法案,决定于1111日起在北美英属殖民地征收印花税。但格尔维兰(当时的国会大臣)耍了一个小聪明,通过法案后他召集了所有殖民地的代表,让他们在自己的殖民地选取一个有威望的人,负责征收印花税。这样一来,印花税就能更顺利地征收,而格尔维兰也不用操心美洲的事情了。

多年以来,殖民地人民一直在英国人的统治下,虽然在美洲的生活很苦,但他们也接受了这种生活状态。可是,英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剥削美洲人,不但禁止殖民地的贸易,抑制当地的制造业发展,还对他们征收重税,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些统治者对他们的死活却漠不关心,完全将他们当奴隶一样对待。如今,印花税法案的颁布,无疑对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是雪上加霜,殖民地人民已经不能容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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