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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沅弟:与他人交际,须省己之不是

曾国藩家书

作者:[清]曾国藩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9/01/28

【原文】

沅弟左右:

初四日接二十八日信,初五日又接三十夜信,俱悉一切。

二十日之寄谕(令余入觐者),初二日又复奏,均于初三日交专差带去,想已收到。顷又得初一日寄谕,令回江督本任。

余奏明病体不能用心阅文,不能见客多说,既不堪为星使,又岂可为江督?即日当具疏恭辞。余回任之说,系小泉疏中微露其意,兹将渠折片并来信抄寄弟,余回信亦抄阅。

弟信云“宠荣利禄利害计较甚深”,良为确论。然天下滔滔,当今疆吏中不信倚此等人,更有何人可信可倚?吾近年专以至诚待之,此次亦必以江督让之。余仍请以散员留营,或先开星使、江督二缺,而暂留协办治军亦可,乞归林泉亦非易易。

弟住家年余,值次山、筱泉皆系至好,故得优游如意。若地方大吏小有隔阂,则步步皆成荆棘。住京养病,尤易招怨丛谤。余反复筹思,仍以散员留营为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也。

弟开罪于军机,凡有廷寄,皆不写寄弟处,概由官相转咨,亦殊可诧。若圣意于弟,则未见有薄处,弟惟诚心竭力做去。吾尝言:“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若甫在响用之际,而遽萌前却之见,是贰也。即与他人交际,亦须略省己之不是。弟向来不肯认半个错字,望力改之。顺问近好。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七日

【译文】

沅弟左右:

初四日接到弟二十八日的来信,初五又接到三十日夜的来信,知道了一切情况。

二十日的寄谕(命我入朝觐见),初二的复奏,都在初三日交给专差带去了,估计应该已经收到了。刚刚又接到初一的寄谕,命令我回江督担任原职。

我向朝廷奏明自己最近多病,无法用心阅文,更不能见客多说话,既然不能担任星使,又怎可担任两江总督呢?当日就写了奏章,推辞了这个职务。回到原任的事,在小泉的奏疏中稍稍有提到过,现将他的折稿和来信抄寄给弟,我给他的回信也一同抄阅寄给你。

弟弟在信中说“宠荣对利禄利害计较太深”,确是如此。但世上人物众多,事情也纷乱无章,现在的疆吏不信赖倚仗这样的人,那还有什么人可以信赖倚仗的呢?我近年真诚待他,这次一定也要让他担任两江总督一职。我还请求以散员的身份留在军营,或者先辞去星使、江督二职,暂时留军营协办治军也可以,若要解甲归乡就很难了。

弟在家住了一年多,正好遇上次山、筱泉都是好友至交,所以能够优游如意。如果地方大官与我们小有隔阂,就会使我们阻碍丛生,寸步难行了。如果辞官住京养病,更容易招来怨恨,滋生谤议。我反复考虑仍以散员留营为中下之策,其他都不是明智之举,都是下下之策。

弟弟得罪了军机处,所以有朝寄,都不会寄到弟的住处,全部由官递转送公文到弟处,这也很令人奇怪。皇上对于贤弟,也没有刻薄的表现,贤弟只要尽心竭力地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就行。我曾说过:“天道忌恨伪诈,天道忌恨自满,天道忌恨不专一”,就像以前正受重用之时,即刻又萌发前却后退的想法一样,这就是“贰”了。与他人交往时,也必须反省自己不对的地方。弟向来不肯向别人认半个“错”字,希望以后能够用心改正这个毛病。顺问近好。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七日

【解读】

自省是儒家所倡导的一种自我反省和省察的自我修养方法。它是通过人们内心的自我意识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辨察,从而来分析善恶是非,对自己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修正,从而来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和知识水平。

在儒家的思想中,善于自省和自律是“圣人”和“君子”的美德之一。比如《论语》中说:“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其意思是说,在孔子看来,“君子”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为“君子”的言行都是问心无愧的。所以孔子又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这就是告诉人们看见贤人,就应该学习他的美德,并努力追赶上去;看见不贤的人,就要对他们的缺点引以为鉴,并自我反省和审察,自己是否有类似的毛病。由此可见,儒家在自省方面十分注重德行和学识两方面。辨察自己是否有违背德行和学识的言行时,应该以“圣贤所言”为依据和标准。而孔子自身所具有的美德,正是我们所要学习的。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是孔子的弟子,他善于自省,每天多次自我反问:替别人办事,是不是竭尽心力了呢?和朋友交往,是不是诚心实意呢?老师传授的学问,是不是复习了呢?曾子认为,自省的主要内容是“忠”、“信”、“习”。

孟子认为,“君子”与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居心不同。“君子”居心在仁、在礼。在他看来如果别人对自己蛮横无理,那么“君子”一定会进行反思,是不是自己的言行没有仁、礼之处?不然别人为何对我如此蛮横无理?自我反省后更加注重言行举止。但如果那人依旧如此,“君子”就会认为那人只是一个狂人而已,既然如此,那他同禽兽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对于禽兽又能责备什么呢?可见,君子所反省的是“仁”和“礼”。孟子还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其意思就是说,在孟子看来,自己反省后,知道自己是忠诚的,就引以为最大的快乐。从此不懈地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做,即可达到仁德。由此又看出孟子反省的还有“忠”和“恕”。

荀子曰:“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其意思是说,在荀子看来,自省、修身应以善为主。

此外,儒家还认为,自省不仅是修身之本,还是中兴之本。这其中包括着“内圣外王”的思想。也就是说,自身的修养,即“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只要自身具备了良好的修养,就能完成治理国家的任务。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当中,修身是最关键的因素。而修身之本则是“自反”,即自省。比如“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则用无不利”。“以反求诸己为要法,以言人不善为至戒。”这是说,自省是修身的根本,修身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其他的问题也会很容易解决。

曾国藩也说:“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自古成大事者,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这是说,在曾国藩看来,自古以来成大事者,没有不重自省、自律的人,这已成为人们修身的基本观念之一。还说:“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他认为,一个人“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优,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觉处处皆有善气相逢。”

反之,一个人如果“自觉我已无愧无怍,但觉得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都有戾气相逢,德以骄而减矣”。其中道理浅显,帝王如此,官员也是如此,常人更是如此。

孔子也曾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这是说,人要时时自省,在“一念发动处”便修正错误,否则就会酿成“难遏”、“难平”的不良后果。

汉文帝刘恒,原本是刘邦众多儿子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由于他的母亲薄姬并不得宠,因而他也被封到远离京城的贫穷北部。这使得他因为没有权势,也没有野心,所以对人十分谦虚。他先是躲避了吕氏的迫害,后又在平定诸吕之乱后,为周勃等大臣所看中,迎回继承皇位。

他继位后,总觉得自己从出身到能力,都有愧于帝位和百姓,唯恐自己担任不了治国大任。因此他一直小心谨慎,生活简朴,虚心纳谏,励精图治,推行“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生产,巩固中央政权,最终成为了西汉最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史家将他和后来的景帝在位的那一段历史合称为“文景之治”。

由此可见,汉文帝正是由于始终心存愧意,才使他一直不敢懈怠,不敢自满,奋发努力,成就了一番伟业,青史留名。相反,那些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人,多数都成了昏君、暴君、乱世之君、亡国之君。譬如隋炀帝杨广,文武双全,多才多艺,高大魁伟,仪表堂堂,又是嫡出的太子,但是他十分狂妄。他曾多次对大臣说,这皇位即使不是父皇传给我的,凭本事,也该由我来做。可惜他只干了不久,便天怒人怨,烽火四起,到最后垮台的时候,他依旧没有丝毫的愧悔之意,自怜自爱地揽镜叹息:“好头颅,谁当砍之!”

这便是不知反省而遭到的可悲下场。一个人如果能够时刻胸怀自省之心,那么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情,而时时感到自己有欠于别人,那自然也容易得到满足,也就没有了“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啬”这样的乖戾之气了。如赵公以黑白豆来记载善恶念头的故事。这是古人一种“自我检点”、“自我修行”的“功夫”。如果我们能像赵公这样一天之内反省自己的行为,则自己是否具有“仁”、“义”、“礼”、“智”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在知过、求过和改过中度过的。他常常反思,如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人生唯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这是告诫弟弟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持之以恒,才能成就事业的道理。

曾国藩求过的方法,常常是通过写日记的方式告诫自己要做到“诚实无欺,无事不记”。

他每天都会为自己找出自身的过失,并让自己深刻反省,时时警惕,以求改过。另外,他求过的方法还有请求朋友直言相告。他说:“若得一两个好友,胸怀宽广、豁达,博学多才,能文善诗,批评我,对我可大有益处。”这在他给弟弟的家书中经常能看到,他说:“诸位兄弟相隔千里,必须不断地批评我。要时时来信指正我的过失。不要让祖上几世的积德,因我之过失而堕失。这样才能免于灾难。诸弟若能经常向我进言劝告,你们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

可见,曾国藩这种“勤于求过”、“喜闻诤言”的态度十分令人敬佩。

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跻身官场,进入了大清国培养官员的最高学府——翰林院,这在当时同龄人的眼里,可以说是非常让人敬佩的。在别人的眼中,他本该是好好享受京都的繁华和生活的闲适的。但是曾国藩并没有陶醉在这所谓成功的光环中,而是开始全面否定自己,进行全方位的自省。他在长达二十多年近万篇的日记中,记述了很多省克自新,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开创人生新境界的自警的语言。

此外,曾国藩的反躬自省,不仅是光靠写日记,他还做到了月月讲、日日讲、时时讲,全面深刻毫不留情地批驳自己的不当言行、不雅之举、不诚之心、不精之技。

曾国藩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他十分看重诚信。尤其是他身处官场以后,深知官场之风,那些巧言令色、阿谀奉承之举无处不在,无所不用,无时不有。但曾国藩依旧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日记中,以“语不诚”、“心有骄气”、“言不诚“、“语多不诚”、“口过甚多”、“有骄气”、“有狂妄语”、“言多谐谑”、“背议人短”的语言,来进行自我反省。

对于曾国藩这种言行,别人都觉得十分好笑,而只有他的好朋友并不敷衍待之,对于他的缺点一针见血,直言不讳。对此,曾国藩曾有翔实的记述。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记:“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盲也。又言余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

曾国藩一生非常爱交朋友,在他看来朋友是他成就事业的桥梁。所以他经常与朋友相聚谈经论道,吟诗作赋,交流心得。曾国藩生性好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有求胜心”。然而由于“心浮不能读书”或“涉猎悠忽”,经常是“无所得”,时常有露怯之处。如他十月十九日的日记:“午正,易莲舫来久谈。问‘正心’,余不能答”,“日来颇有数友晤,辄讲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可羞,慎之!”

曾国藩还认为自己在遵守传统规范方面做得十分不够,从而每天自责。在十二月十一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在是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又记载道,与朋友交谈,“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在是月廿三日的日记中记道:“嬉戏游荡,适成为无忌惮之小人而已矣。”

同时,曾国藩对于自己这种“犯了再改,改了再犯”的毛病深恶痛绝,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人没有恒心去改掉自己的毛病,那么终究会一事无成。

因此,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时刻保持着“战战兢兢”之心,即使封侯拜相,被誉为“完人”、“中兴名臣”,登上人生的顶峰时也依然如此。就他个人“知至、正心、诚意、修身”的恒心和毅力而言,这在当时的官场中实属罕见,所以,作为今人的我们也要学习这种自我反省的精神,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自知的君子,而立于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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