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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泽儿:做人要有气量

曾国藩家书

作者:[清]曾国藩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9/01/28

【原文】

字谕纪泽:

闻尔至长沙已逾月余,而无禀来营,何也?少庚讣信百余件,闻皆尔亲笔写之,何不发刻?或请人帮写?非谓尔宜自惜精力,盖以少庚年未三十,情有等差,礼有隆杀,则精力亦不宜过竭耳。

近想已归家度岁。今年家中因温甫叔之变,气象较之往年迥不相同。余因去年在家,争辩细事,与乡里鄙人无异,至今深抱悔憾。故虽在外,亦恻然寡欢。尔当体我此意,于叔祖各叔父母前尽此爱敬之心。常存休戚一体之念,无怀彼此歧视之见,则老辈内外必器爱尔,后辈兄弟姊妹以为榜样,日处日亲,愈久愈敬。若使宗族乡党皆曰纪泽之量大于其父之量,则余欣然矣。

余前有信教尔学作赋,尔复禀并未提及。又有信言涵养二字,尔复禀亦未之及。嗣后我信中所论之事,尔宜一一禀复。

余于本朝大儒,自顾亭林之外,最好高邮王氏之学。王安国以鼎甲官至尚书,谥文肃,正色立朝,生怀祖先生。念孙经学精卓,生王引之,复以鼎甲官尚书,谥文简,三代皆好学深思,有汉韦氏、唐颜氏之风。余自憾学问无成,有愧王文肃公远甚,而望尔辈为怀祖先生,为伯申氏,则梦寐之际,未尝须臾忘也。怀祖先生所著《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家中无之。伯申氏所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皇清经解》内有之。尔可试取一阅。其不知者,写信来问。本朝穷经者,皆精小学,大约不出段、王两家之范围耳。余不一一。父涤生示。

咸丰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译文】

字谕纪泽:

听说你抵达长沙已经一个月有余,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写信给我?少庚的讣告信件有一百多封,据说都是你亲自写的,为什么不拿去刻写?或者请人帮写呢?我的意思并不是让你惜力,而是因为少庚生年未满三十,情谊有差别,礼节有轻重,就是有精力也不适合过分消耗。

你最近几天应该已经回家过年了吧?因为温甫叔的变故,今年家里的气氛和往年相比迥然不同。去年我在家中,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温甫叔发生了矛盾,这简直跟那些鄙夷的乡下人无异,现在想来,依然深感悔恨。现在虽然身在异乡,还是有些郁郁寡欢,心生愧疚。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意,在叔祖和各位叔父、叔母面前要多尽敬爱之心。平常做事的时候,要谨记全家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万不可怀有相互歧视之心,这样家中老辈、内外亲戚必然会器重、喜爱你,后辈的兄弟姐妹也会以你为榜样,对你更加亲近尊敬。如果能让宗族、乡党都认为纪泽的度量跟他的父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了。

以前我在信中曾教你学作赋,你的回信中却没有提及此事;后来我又写信教导你涵养二字,你的回信中同样也没有提到,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以后我在信中议论的事,你回信时都要作出回应。

历数本朝大儒,除了顾亭林以外,我最喜欢的要数高邮王氏的学问。王安国早年以科举鼎甲进入仕途,官至尚书,追谥文肃,以严正被朝中官员推崇。他的儿子怀祖先生念孙,念孙对于经学研究精卓;念孙的儿子王引之,引之又以鼎甲人仕,官至尚书,追谥文简。祖孙三代都好学深思,沿袭了汉韦氏、唐颜氏的学识和风范。我自问学问没有什么成就,感到非常遗憾,与王文肃公相差太远,更是有愧。现在只希望你能成为怀祖先生,成为伯申氏那样的人,这是我做梦都没有忘记的事。怀祖先生的著作《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家里没有藏书,不过伯申氏的著作《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在《皇清经解》中都有,你可以找出来仔细研读。如果碰到不懂之处,可以写信问我。本朝研究经学的人,都精通小学,但研究的成果都没有高于段王两家的水平。其余的就不一一列举了。父涤生示。

咸丰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解读】

每个人都有他可取的一面,尽管人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只要他胸襟坦荡,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称赞与真诚相助,事业就会有成功的希望。

曾国藩与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主张以“度”容“士”,诚待天下,从而换得人才济济于一堂的大局面。

曾国藩在努力读书的时期,一次他到省城去参加举人考试,距离考试的日期还有几天的时候,他就来到岳麓书院温习功课。因为来得比较晚,很多房子都被人租了,他只好与一个秀才同住一个屋子。这个秀才性情十分暴躁,心胸也十分狭小,不懂得宽容别人。他的书桌离窗户很近,当他见曾国藩的书桌也摆在窗前,便十分不满,对曾国藩大声说:“我这里的光线全靠窗外的阳光射进来,你把书桌放在窗前,遮挡住了我的光线,这让我怎么读书啊?”曾国藩听了他的话,并没有生气,而是和颜悦色地问他:“那你看,我应该将书桌放在哪里才合适呢?”秀才指着床的侧面说:“你可以放到那边。”曾国藩便按着他的意思,将书桌移了过去。曾国藩读书十分刻苦,常常读书到深夜,仍不歇息。而秀才不愿意苦读,非常讨厌深夜读书,当他听到曾国藩的读书声时,就十分恼火。他唠叨不休地指责着:“你这个人,想必是平时不知道用功读书,现在却临时抱佛脚。你也不顾及别人要休息,只顾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曾国藩对于秀才几次三番的挑衅和无理取闹,都没有介意,只是一笑了之,由吟读改为默诵,对他再次作了让步。不久后,曾国藩中了举人,喜报到后,那同学更加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了不服气,与那同学激烈争论,认为是那同学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打抱不平。曾国藩却依然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说同学,安慰同室,当做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可见青年时期的曾国藩涵养和气度都不凡,虚怀若谷,雅量大度。

曾国藩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久则人之意消也。若勾心斗角,相迎相拒,则报复无已时也。”“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不露一字。久之,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所谓“浑藏不露”,是要求对不善者不采取鄙夷等令人难堪的态度。从中体现了曾国藩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的观念,“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不能立己达己,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

曾国藩当上大臣后,他大度能容人的风范更是被人所称赞。左宗棠曾经是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对他极为器重,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左宗棠得以步步高升。但是两人曾经一度因为一些过节而绝交。可是,曾国藩从不因为个人的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左宗棠,左宗棠西征的时候,曾国藩为左宗棠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刘松山对他的帮助最大。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曾国藩自叹不如左宗棠,认为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左宗棠在晚年,逢人便骂曾国藩,经常是喋喋不休。但是曾国藩并不计较,所以就连左宗棠,都不得不为曾国藩的度量所折服,曾国藩去世,左宗棠送来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国藩一生都坚持以德报怨、以厚待巧、以宽待严的思想,无论对待朋友还是对待下属都是“待人以诚,待人以恕”。

在他看来,如果善待别人,别人就会把你当做朋友和合作伙伴,从而一起共同发展;相反,如果把他们当做对手,互相争斗,互相排挤,那么他们也会想尽办法来对付你。最终只能是两败俱伤。所以说,做人要有大度的气量。

清代有个叫钱大昕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这就是说,器量阔宏,使我们能检点自己,而大度本身就是一种人格魅力,不仅能够让自己正视缺点,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肯定。

曾国藩的宽容和大度还有一件事情可以体现:新宁的刘长佑拔取贡生,其中每个人都要参加朝考。曾国藩当时的身份已经十分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于是就想索取刘长佑的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字体,但是刘长佑坚持不给。后来,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是兴旺的时候,曾国藩负责分击,刘长佑负责合围,他亲手草写文稿,将要呈报朝廷,有人就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这么做怎么办?”刘长佑不以为然地说:“只要我们考虑好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当曾国藩看到这个文稿时,认为他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觉得自己对他太过刻薄,于是就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件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功夫才能达到的。”

曾国藩这种虚怀若谷,雅量大度的气量,也影响着所有同僚。李鸿章就是受到他的影响,为人处世都以大度为准则,当他发现有人指出他有哪方面的错误的时候,就会立刻改过,而不会对人进行指责。

李鸿章由于身居重要职位,每天要应对许多事务,长期的政务使他非常劳累。时间一长难免会滋生出一种傲慢无理的态度。但当别人对他这种行为进行指责的时候,他就会立刻注意改过。一次,有个下官见他的时候,行半跪的礼节,李鸿章则是目光向上,抬着头,视若无睹。等到这个官员坐下后,李鸿章才漫不经心地问道:“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这个官员答道:“听说大人由于政务繁忙,身体不适,我是专程过来看望您的病情的。”李鸿章说道:“我身体很好,没事,可能是外面的传闻吧。”这个官员说:“不,以卑职看来,大人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鸿章笑道:“这真是很荒谬。”这个官员说:“卑职刚才在给大人请安的时候,大人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没有觉察到吧。”李鸿章听后,不但没有因为他的冒犯而生气指责他,反而是知道了自己无礼的举止,心感惭愧,于是向他举手谢过。

由此可见,雅量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很多人把脾气温和与雅量混为一谈,认为心平气和,不急躁就是有雅量的人;与人交往,一味谦让、退避便是胸怀雅量。其实不然,争吵或者争论中的谦让只能说明一个人内向还是外向,聪明还是迟钝,并不是为人的宽容、度量大。

真正的雅量之人,是在长期处世办事的实际行动中,在事关大局以及事业、前途与人产生矛盾时是否能够谦让、宽容;或者与人有恩怨、矛盾、不和之后,是否能够不计前嫌、宽宏大量或者坦然、虚心接受一个人的批评和建议,并且对直言不讳之人产生感激之情,而不是心生怨恨。

春秋战国时期,有个叫高缭的人在齐国宰相晏子手下做官。他伏低做小,对晏子的决策和行为从没有任何异议;即使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他也从不提出,更不会表示反对。晏子多次在行事前,将自己的意图告诉高缭,可高缭明知有不妥之处却也不加以劝阻,反而倍加赞颂晏子如何如何高明。尽管高缭在晏子身边极尽奉承、谄媚之能事,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晏子突然罢免了他的官职,晏子身边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辞退这样一个没有过失的人呢?晏子说:“这个人在我身边三年了,竟然没发现我一点缺点,没批评过我一次,他不是太没勇气和见解了吗?这样的人怎能继续用他。”

正如纪伯伦所说:“我从多话的人那里学到了静默,从狭隘的人那里学到了宽容,从残忍的人那里学到了仁爱,但奇怪的是我对于这些老师并不感激。”

日常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人,对提出意见的人疏远、敌视,唯恐使自己陷入不利的处境,更不愿让别人来批评自己。而像晏子这种主动征求别人意见和批评的雅量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我们应该向曾国藩学习,以宽容和大度之态交友与处世,这样不但会得到众人的支持和鼎力协助,还会成为人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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