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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九弟:用绅士不比用官

曾国藩家书

作者:[清]曾国藩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9/01/28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廿四日专人至,接来件,知接战获胜。水师虽未甚如意,然已夺船数号,亦尚可用。水师自近日以来法制大备,然其要全在得人。若不得好哨好勇,往往以利器资寇。弟处以全副精神注陆路,以后不必兼筹水师可也。

用绅士不比用官,彼本无任事之责,又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贵在奖之以好言,优之以廪给,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吾弟初出办事,而遂扬绅士之短,且以周梧冈之阅历精明为可佩,是大失用绅士之道也,戒之慎之。

余近发目疾,不能作字,率布数行,惟心照。兄国藩手草。

七年正月廿六日

【译文】

沅弟左右:

送信的信差在二十四日已将信件送到,我知道了你连获胜仗的消息。水师虽然没有那么尽如人意,但是缴获了不少船只,还是可以用的。近段时间水军管理大有加强,但是要打胜仗全靠能不能得人心。如果没有骁勇善战的兵将,很可能这些宝贵的资源会落入敌军的手里。弟现在应该将全部精力用在陆路上,以后就不必兼管水师了。

任用绅士与任用官吏不同,他们没有任何责任,谁会挺身出力去帮你,恐怕避嫌还来不及呢?平时贵在以言语多加鼓励,给他们粮饷作为抚恤,友善的要充分地给予表扬,遇到不友善的要深藏自己,不必多言。坚持这样,通过友善者的劝说,那些不友善的人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你刚出去办事,就揭士绅的短处,并且以周梧冈的阅历精明为榜样,那样就十分不符合起用士绅的基本方法,一定要慎重警戒。

我最近眼睛不舒服,不能多写字,就写这么多了,我的心意已表明。兄国藩手草。

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解读】

士绅在我国古代是个独特阶层,他们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及各种权力。他们位居四民之首,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的特权。这些士绅主要由那些获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的人组成。他们还将士绅集团划分为上、下两个阶层:上层士绅主要包括官僚、进士、举人、贡生等;下层士绅则包括各类生员层。

在当时,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就有可能跻身于上流阶层而拥有各种特权。在《安福民风琐记》中曾有“科举时代苟能博得一领青衫者,即能厕身绅界,握有地方政事权,为合县所崇仰”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广大农民对于国家制定的有关法规条文以及告示等官方信息,都只能是由这些士绅来传达,而士绅对于官方文本的解读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这也就是说,士绅垄断了国家与民间的信息资源,而国家的意图和信息需要通过士绅下达,民众的疾苦也需要他们上传,士绅就自然成为双方共同依赖的主体。

也正是因为士绅作为一个拥有知识的阶层,具有将国家意识向普通民众普及的任务,所以当时政府给予他们许多特权,比如在经济上享有赋税和徭役上的优免权,在法律上对于士绅违法的处置,必须按照严格的特定程序,士绅犯小事,由府州县行教官责惩;犯大事,申学黜革,然后定罪等。这些特权的拥有,使得士绅有别于普通民众而更接近于“官”。而且在他们中间还有一部分人原本就是朝廷中的“旧官”,还有一些人则是潜在的“新官”。在这样的光环照耀下,士绅自然也就成为了当时社会中显赫的人物,他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士绅的权力一方面来自于官方所赋予的各种特权,这说明了官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利益。但是绅又不完全等于官,因为士绅的权威另一方面还来自于人民的拥护。他能为所在地区的民众提供“必要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士绅从事的兴修水利、赈饥救灾等公益事业,这些活动在造福人民的同时,也为士绅赢得了乡民的信任和支持。而作为官员,他的权势则由皇帝赐予,稍有不慎,就会被剥夺。所以说,两者相比,绅权则更加牢固。

此外,绅的权威主要还在于,当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过重时,士绅一般站在人民的位置上,反映民意,与官府论争。

基于这些,曾国藩总结出:做官必须要爱民,这样才能得到拥护,从而在仕途中走得稳。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多数都主张爱民、以民为本,即使是提倡以峻法治国、绝对尊君的法家,也强调取得民心,如秦之商鞅,为了换取民众对变法的信任,曾以百金赏扛木之人,以示令出必行。道家虽主张消极避世,但这也是在乱世保全性命的策略。道家理想一般都是希望民风淳朴,人们安居乐业,尽享太平。而道家的理想君主则是以不扰民、民只知其有而不知其用为根本的。

秦汉之争,刘邦曾以“约法三章”赢得民心为其所用,最终由弱而强,胜西楚霸王。到汉代则又实行一系列“与民休戚”的民本政策,结果天下大治,创下“文景之治”、“光武中兴”的繁荣景象。

到了唐代,爱民思想更被太宗李世民喻为舟水关系。《贞观政要》之“政体”篇中,有文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之为“舟水关系”,这与春秋时代齐国政治家管仲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思想是一致的。隋末农民起义的“乱世”中,李世民夺得政权,他看见了民众“覆舟”的巨大威力,于是提出了舟水之说,提倡以民为本,爱护人民。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其中意思就是说:如果靠损害百姓来奉养自己,就好比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饱了,命却完了。这都说明了“民为邦本”的道理。对此,魏征更深刻地认识到,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就是“鱼水关系”,他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尤为水也”。这都说明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民力量的由衷敬畏。

所以,曾国藩认为,为官就要爱民,这样才能为民所敬仰。并且官员好坏也直接由人民来评判。而士绅一般也都是以爱民为主要目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士绅都是如此,有的士绅为了自己的利益,则会利用自己的职权去谋取其中的好处。所以他告诉弟弟,用士绅不比用官,一定要将这两个妥善用之,才能够更好地驾驭他们。

旧时称赞某些统治者爱护百姓,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然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当官的来说,“爱民如子”都是一个很动听的词,所以连贪官也要拿它来标榜自己。

清朝时,某县有一个贪官,贪赃枉法,搜刮乡里,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可就是这个贪官,偏偏还要给自己立牌坊。有一回,他请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县衙的两边,联曰:爱民如子,执法如山。以此标榜自己的清正廉洁。没想到,当天夜里,有人在贪官原联的底下各加了几个字,使之成了一副讽联,联曰:爱民如子,金子银子皆吾子也;执法如山,钱山靠山岂为山乎。贪官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气了个半死。

由此可见,当官的要做到“爱民如子”,首先需要当官的具有靠得住的爱民的心理动因;其次还需要当官者勤政为民。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能做到这两点。他同情人民,他在皇帝面前做谏官时,就屡次上书,请求革除弊政,写了大量讽喻诗,揭露官僚势力残害人民的罪行。他写诗力求让人民群众看懂,他每写好一首诗,都要读给不识字的老妈妈听,听得懂的,方才拿出去。他在地方做官时,每到一处,都要力争多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在杭州做刺史时,他修筑湖堤(现在的西湖白堤),利用湖水灌溉土地。在苏州,兴修水利,也受到苏州人民的爱戴。在做忠州刺史时,他搞了许多利民的改革,号召开荒生产;改进税收办法,增加豪富的税款,减轻贫苦农民负担;尽量节省开支,减轻老百姓的支出。他亲自带头种树,绿化荒山。他主持群众聚会,席地而坐,与民同乐。有些官员说什么:“‘贵’、‘贱’杂处,不成体统。”白居易对这种议论毫不理睬。后来杭州人为了纪念这位爱民的好官,为他建了“白公祠”。

所以说,要爱惜民众而不用爱惜刁民,要敬重士绅而不用敬重劣绅。正是这个道理,好的官员都会受到百姓的拥护,反之只会遭到百姓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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