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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致泽儿:责任重大,如履薄冰

曾国藩家书

作者:[清]曾国藩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9/01/25

【原文】

字谕纪泽儿:

二月十三日接正月二十三日来禀并澄侯叔一信,知五宅平安。二女正月二十日喜事诸凡顺遂,至以为慰。

此间军事如恒。徽州解围后贼退不远,亦未再来犯。左中丞进攻遂安,以为攻严州保衢州之计。鲍春霆顿兵青阳,近未开仗。满叔在三峡收降卒三千人,编成四营。沅叔初七日至汉口,十五后当可抵皖。李希帅初九日至安庆,三月初赴六安州。多礼堂进攻庐州,贼坚守不出。上海屡次被贼扑犯,洋人助守,尚幸无恙。

余身体平安。今岁间能成寐,为近年所仅见。惟怪眷太隆,责任太重,深以为危,知交有识者亦皆代我危之,只好刻刻谨慎,存一临深履薄之想而已。

今年县考在何时?鸿儿赴考,须请寅师往送。寅师父子一切盘费,皆我家供应也。共需若干,尔付信来,由营寄来。

七十侄女于归,寄去银百两、褂料一件并裹裙料一件。尔所需笔墨等件付回,照单查收。

此信并呈澄叔一阅,不另具。涤生手示。

同治元年二月十四日

【译文】

字谕纪泽儿:

我在二月十三收到了你在正月二十三寄来的信,同时还接到了你澄侯叔的一封信,从信中知道家中五宅都平安,二女儿在正月二十办的喜事也很顺利,我感到特别的欣慰。

这里的战事一如往日。徽州的困难被解除后,敌人并未彻底撤退,而是在不远的地界窥视,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进犯。左中丞攻打遂安,并用这个计策来攻打严州保住衢州。鲍春霆驻扎青阳,那里并无战事。你满叔在三峡收编降敌三千人,编成了四个营。你沅叔在初七到达汉口,十五日后就可到达安徽。李希帅初九到达安庆,三月初到达六安州。多礼堂攻打庐州,敌人只守不攻,上海已经多次遭到敌人的攻击,幸亏有洋人的帮助,目前还没有危险。

我身体没什么事。今年也能睡着了,这样的情况在这几年是很少见到的。只是心中总觉得自己承恩太厚,责任太重,时刻都处在危机之中。知心朋友中有些有知识的人也替我分担,但还得靠自己。因此必须时刻谨慎,事事小心。

今年何时举行县考?鸿儿若要去,一定要请寅师送他。寅师父子路途上所要用的一切费用,都由我来出。要多少钱,你来信告诉我,我从营中寄去。

七十侄女出嫁,我寄去纹银百两,一件褂料,一件裙料。你所需要的笔墨等东西我也一起寄去了,你到时查收吧。

你把这封信给澄叔看看,我就不再另写了。涤生手示。

同治元年二月十四日

【解读】

做领袖就要有领袖的气度和胸怀。该放弃的要放弃,该担当的要担当。曾国藩之所以能领导群雄,并非他有超人的智力和非凡的能力,而是因为他有敢于承担责任的气度。尤其是当属下遇到困难的时候,更要为其分忧,给别人解决了一次困难,就有可能得到一生的报答。

刘邦从来不固执己见,有一定的自责之心。他入关时,便欲居秦宫室,本来事已大功告成,但一听樊哙、张良之劝,立即放弃原来的打算;本来已听信郦生之说,刻就了封六国后人之印,一听张良反对有理,又立即放弃;本来打算通缉季布,听夏侯婴之劝,而命季布为大臣。对此,苏东坡的评论最有见地,他说:“刻印销印,仅同儿戏,何曾累高祖之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

西汉十二年,刘邦治相国萧何罪,事后向萧何检讨道:“相国为民请愿,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这是何等的胸襟气度。司马迁说“子羽暴虐,汉行功德”,而刘邦本人以不德自责自居,正是有这样一种自省谦虚的态度,才使得汉朝的早期统治者能够避免蹈秦亡之覆辙,对于人民的休养生息政策也落到了实处。从而有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的盛世。作为一名领袖,就该为事情的结果负责。你对责任认真,责任也同样会对你认真。除了带给你尊重、机会外,还给你带来人生的经验。更重要的是那些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或者是错过承担责任机会的人,会对你心存感激,你可能已赢得了他们对你的信任,你的团队可能更牢固,你的事情可能做得比别人更顺、更好。

《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会遵从,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担当敢为,不避利害,这正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所以他成就了事业,成为了人们爱戴的领袖。

此外,曾国藩还认为,要想使自己的手下心服口服地为自己卖命,就必须对自己的下属施以恩惠,使下属自觉地将自己与长官联为一体。让下属感到自己的行为既是对自己负责,更主要的是对长官负责。

施恩的方法不同于施威的方法。长官对下属施威则主要是通过有过必罚、严厉督责等方式,使下属产生惧怕得罪的心理,使其行为选择在主要是对自己负责的基础上,间接对长官负责,做到“有过必罚,不论亲疏”即可。施恩要颇有讲究,施得巧妙,施得不露痕迹,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如果把一番盛情好意弄成了一盘盛气凌人的“嗟来之食”,反而会弄巧成拙。

在曾国藩看来,施恩之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推功揽罪法,即是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功罪的归属,常常涉及到利害关系,长官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往往能使僚属避害获利。推功揽罪有时是同时表现在一人身上的。这种推功揽罪是一种罕见、难得、过分的极端举动。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撼动人心的感化作用。

二是揽罪法。揽罪法以长官引咎自责为特征。揽罪法是通过自我反省的“反躬法”作出的,这就是传统儒学的“恕”道。而一旦从引咎自责进到引咎自罚,“过分”就更会带来意外的效果。

三是不罚示恩法。中国古代有一种通行的施之于僚属的责罚方式——杖罚,也即打板子。各级长官都拥有对僚属的杖罚权。但精于治道、治术的长官往往放弃这种法定的惩罚权,不依恃杖罚而求得对下属的治理。

由此看出,一个想成大事的人,必须要在下属心中建立良好的形象,树立有力的权威,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从内心上真正服从你,真正地为你卖命。因此,除了施威之外,还要巧妙地对下属施以恩惠,如果手下犯了错误,不该直接进行严厉的惩罚,而应找出其中原因,进行说服教育,让属下吸取教训,而惩罚只是一个引以为戒的警示而已,这样一个人才能成为好的领导者,才能有许多人才为之倾心尽力,使事业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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