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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致九弟:治军要注意平和二字

曾国藩家书

作者:[清]曾国藩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9/01/24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春二、安五归,接手书,知营中一切平善,至为欣慰。次青二月以后无信寄我,其眷属至江西不知果得一面否?接到弟寄胡中丞奏伊入浙之稿,未知果否成行?顷得耆中丞十三日书,言浙省江山、澜溪两县失守,调次青前往会剿。是次青近日声名亦渐渐脍炙人口。广信、衢州两府不失,似浙中终可无虑,未审近事究复如何?

广东探报,言逆夷有船至上海,亦恐其为金陵余孽所攀援。若无此等意外波折,则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耳。九江竟尚未克,林启荣之坚忍实不可及。闻麻城防兵于三月十日小挫一次,未知确否?弟于次青、迪、厚、雪琴等处须多通音问,俾余亦略有见闻也。

家中四宅大小眷口清吉。兄病体已愈十之七八,日内并未服药,夜间亦能熟睡,至子丑以后则醒,是中年后之常态,不足异也。纪泽自省城归,二十五日到家。尧阶二十六日归去。澄侯二十七日赴永丰,为书院监课事。湘阴吴贞阶司马于二十六日来乡,是厚庵嘱其来一省视,次日归去。

余所奏报销大概规模一折,奉朱批“该部议奏”。户部于二月初九日复奏。言“曾(国藩)所拟尚属妥协”云云。至将来需用部费不下数万,闻杨、彭在华阳镇抽厘,每月可得二万,系雪琴督同凌荫廷、刘国斌等经纪其事,其银归水营杨、彭两大股分用。余偶言可从此项下设法筹出部费,贞阶力赞其议,想杨、彭亦必允从。此款有著,则余心又少一牵挂。

郭意诚信言四月当来乡一次。胡莲舫信言五月当来一次。余前荐许仙屏至杨军门处,系厚庵专人来此请荐作奏者。余荐意诚、仙屏二人,闻胡中丞荐刘小铖(芳蕙,袁州人)已为起草一次,不知尚须再请仙屏否?余因厚庵未续有缄来,故未先告仙屏也。仙屏上次有一信与余,尚未复信。若已来吉营,乞先为致意。季高处此次匆遽,尚未作书,下次决不食言。

温弟尚在吉安否?前胡二等赴吉,余信中未道及温弟事。两弟相晤时,日内必甚欢畅。温弟丰神较峻,与兄之伉直简淡虽微有不同,而其难于谐世,则殊途而同归。余常用为虑。大抵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盖郁而不畅,则伤木;心火上烁,则伤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寝其由来不外乎此。故于两弟时时以平和二字相勖,幸勿视为老生常谈。至要至嘱。

朱云亭妹夫二十七日来看余疾,语及其弟存七尚无功名。兹开具履历名条,望弟即为玉成之。亲族往弟营者人数不少,广厦万间,本弟素志。第善觇国者,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善觇军者亦然。似宜略为分别,其极无用者,或厚给途费遣之归里,或酌赁民房令住营外,不使军中有惰漫喧杂之象,庶为得宜。至顿兵城下为日太久,恐军气渐懈,如雨后已弛之弓,三日已腐之馔,而主者晏然,不知其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附近百姓果有骚扰情事否?此亦宜深察者也。

目力极疲,此次用先大夫眼镜,故字略小,而蒙蒙者仍如故。温弟未及另缄,谅之。兄国藩手草。

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

【译文】

沅甫九弟左右:

春二、安五已经回来了,我也接到你的手书,知道营中一切平稳,心里很欣慰!自从二月份以来,次青都没有给我写过信,他的家人已到达江西,不知他与家人是否见面?弟弟寄来胡中丞奏请他入浙的文章,不知去了没有?刚收到耆中丞十三日寄来的信,说浙省江山、澜溪两县失守,次青前去围剿。由此看来次青的名声,已是脍炙人口。广信、衢州两府不失,似乎浙中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是不知近来的情况如何?

根据广东来的密报,说洋人有船只来到上海,怕是金陵的余孽请来的援兵。假如没有这些意外,那洪、杨之祸,今年就可以平定。九江到现在还没有围攻下来,可见林启荣的坚忍,实在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听说麻城防守的士兵,三月十日时小败一次,不知是否属实?对于次青、迪庵、厚庵、雪琴等人,弟弟要经常与他们通信,我也会留意他们的情况。

家里老幼平安,我的病已经好了百分之七八十,近些天并没有吃药,晚上睡眠很好。但是人到中年睡到子丑以后就会醒来,这也是正常现象,并不奇怪。纪泽从省城回来,二十五日到家。尧阶二十六日回去,澄侯二十七日去永丰,为了去书院监课的事。湘阴吴贞阶司马,二十六日来家里的,是厚庵嘱咐他来看望我,第二天就离开了。

我写的关于报销的事,大致草拟定了一份奏折,奉朱批由户部议奏,户部随即在二月初九复奏说曾国藩所拟的还比较妥当。将来要动用部费,不少于几万两。听说杨、彭在华阳镇抽厘金,每月有两万两,是雪琴督责凌荫廷、刘国斌等经手这件事,抽的厘金归水营杨、彭两军分用。我偶尔说可以从这个项目上设法筹出部费,贞阶很赞成,我想杨、彭会同意的。这些钱有了着落,我心里也少了些牵挂。

郭意诚在信中说,四月份准备来乡一次。胡莲舫打算五月份来一次。我曾经推荐过许仙屏到杨军门处,是厚庵专门派人来请求推荐起草奏折的人。我推荐意诚、仙屏二人,听说胡中丞推荐刘小铖,而且帮他起草了奏折,不知道还应不应该请仙屏来。因为厚庵没再写信给我,因此也没有事先提起仙屏的事情。仙屏上次给我写了信,我还没有回信给他。如果他先到达吉营,请先代我向他表示感谢。由于时间紧,没有写信给季高,下次决不食言。

温弟是否在吉安?上次胡二等前往吉安,我的信里没有提到有关温弟的事。两位弟弟见面,想必一定很畅快。温弟的性情严肃,与我的率直虽不同,可不善于处世,却是殊途同归。我因此常感忧虑,以至于胸中忧郁,怨天尤人,不但不能处世,也不能养性修身,到最终不能保护自己。到了中年以后,由于肝肾不好,凡是有心情不舒畅,是伤木;火气大,是伤水。我现在的眼病和夜里失眠原因都在此。所以我对两位弟弟常常用平和来告诫,别以为这些是老生常谈。要记住并且要遵守。

二十七日朱云亭妹夫来看望我的病,说他的弟弟存七现在还没有功名。现开下履历名条,希望弟弟能办成此事。亲族中前往弟营中投军的人数不少,广厦万间,招贤纳士,是弟弟一直以来的愿望。观察历代兴亡,若看到贤哲在位,那么国家将兴旺;若看到鱼龙混杂,那么王朝就会出现更替。仔细体察军队的情况同样如此。对前来投军的人应该有所区别,没有一点才能的,或者多给路费命他们回家,或者租赁些民房,让他们住在营外,这样才可以保证军中没有懈怠、散漫、喧哗、杂乱的现象。还有屯兵城下,时间太久了,恐怕军心士气都怠慢,像被雨水腐蚀的弓弦,放了几天已经腐烂的食物,但用的人却不知它们已经失去了作用,要慎重思考。附近百姓真有来骚扰军队的吗?这件事也要慎重。

近期眼睛很是疲劳,这次写信用的是先大夫的眼镜,所以字显得小,眼睛还和以前一样模糊。来不及另写信给温弟,请谅解。兄国藩手草。

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

【解读】

曾国藩为官多年一直追求做一个好官。他所遵循的仁爱之道,讲求“平和”二字,不论对事,还是对人,都要如此。在他看来,一个好官必须要爱民,这样才能与民同心,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治军更要爱兵,这样才能使士兵甘愿为你效力。这也体现出曾国藩受儒家经典的影响、以儒学修身养性齐家为根本,主张“仁政”和“民本思想”。

在我国古代,“仁政”和“民本”思想流传已久,早在三代周公时期就出现了“天命不常”、“敬天保民”的主张。当时周公推行这一思想,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一朝一代不可能永远靠上天的眷顾,且不应该总是祭祀上天以求保佑国家太平,人民平安。更重要的是推行“仁政”。而天命可以从民情中察见,人民如果拥护朝廷,那上天自然会高兴;如果民间怨声载道,那么上天就会发怒,这样朝廷也必然会衰败。这也是推行民本思想的源头。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朝,以儒家“仁政”、“民本思想”为治国之本,因而才能稳固其满人天下,换得太平盛世。

对此,曾国藩在内政、军事等方面,也遵循儒家思想,极力主张“仁术”施政原则。他曾说:“从事政务,首先在于爱民,要爱民必须选察官吏,察举官吏最重要的在于知人,而知人必须慎于听取言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讲的是‘仁术’,‘术’字最耐人寻味。喜爱一个人而知其所短,厌恶一个人而知其所长,就是‘术’字最好的、最贴切的意义。”

由此可见,曾国藩将儒家的民本思想作为政治原则,他爱惜民力,主张仁政,认为政治的得失就在于能否保证天下人民吃饱穿暖、对朝廷满意。他把儒家思想的施政方案和自身的感受结合起来,主张在治国中要首选“仁政”。

以民为本,就要体恤人民,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曾国藩认为为官,也就是要为人民办事,所以他在江西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就因为爱惜人民,而推迟征收落地税。同时他在同治二年曾对此论述:“我在咸丰十年三月,奏明朝廷,将江西全省的收入充作我们的军饷,仍然按照老章程收取茶税。因为茶捐、茶厘的银数已经很多了,如果再征收落地税,恐怕百姓的财力达不到,这就是我迟迟不征落地税的原因。”

由此可见,曾国藩作为一个农家出身的子弟,对于农民的困苦十分有感触,他也了解人民对这些统治者的殷切希望。所以他对人民更是十分爱惜和体谅。因为他也曾经参加过田间耕作,对农民的劳苦也深有感受。所以,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有“农民最苦”的表述。他写的《劝诫州县》一文,还替民诉苦并从“农夫受苦”的现实推出了天下“大乱无了日”的论断:“唯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

所以说,曾国藩作为一个传统儒学的遵从者和一个知识分子,自然是崇尚仁义道德的。他希望州县的官员都能体谅农民的苦。这样不仅给农民带来好处,另一方面,也维护了社会统治秩序的需要。但是曾国藩身处清朝末期,国家非常贫弱,人民生活更是十分困苦,而自己身为国家的官员,却无法改变这一局势,这让他十分苦闷。但是他心里清楚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行军打仗也是一样。如果得不到民心,即使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也是毫无意义的。曾国藩曾说:“仆尝谓统兵而不知爱民,即百战百胜,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

从中可见,曾国藩的民本思想,除了严整军纪、禁止军队扰民外,还极力去关心民众疾苦,赈济灾民,与当地百姓共渡难关,这样来获得老百姓拥护,曾国藩将这种做法称之为“仁术”。

咸丰八年正月,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救济灾民,即孟子所称‘是乃仁术也’。”为了把湘军建设成一支爱民之师,曾国藩曾写下了《劝诫营官》一文,把官兵和贼匪作了一个通俗而透彻的比较: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夫殊矣。其意思是说:官兵和贼匪都靠武力行走天下,但官兵和贼匪有所区别的是,官兵是保护百姓的,不侵扰百姓;而贼匪则不然,他们经常骚扰百姓,掠夺百姓的财产。

因此,曾国藩在治军中始终遵循“爱民”二字,从严治理军队。在他看来,养兵是为了民,设官也是为了民,如果一个当官的人不为民着想,那是件令人痛恨的事情。同时,他还指出,为民不是口头言说,也不是只做几件事情来充样子,而是从心底去爱,真心真意去爱。他一直告诫弟弟:“以爱民为行军第一要义,庶为仁义之师。用兵之道,总以不扰民为第一要义。本部堂频年教人,首重‘爱民’二字。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勿视为要结粉饰之文。”从中再次体现出了曾国藩仁政的主张。

曾国藩在筹办湘军的时候,当他看到民众在战乱时期,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局面时,更加坚信了他爱民的决心。为了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能让民众知道他是一个如此爱民的官员,他特地编制了一首《爱民歌》教官兵学唱,歌云: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这又体现出了曾国藩不但自己爱民,更教育和约束湘军官兵要严格遵守纪律,体现爱民之心。此外,他还编有《保守平安歌三首》、《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解散歌》等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对于曾国藩这一仁政思想,毛泽东也极力推崇,并以身作则。秋收起义时期,毛泽东率领队伍退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这时候部队中纪律松弛、作风不正,偷摸行为、打骂士兵等现象经常发生,部队在烧土豪劣绅的房子的时候,还时常殃及到旁边穷苦百姓的住房,在抓土豪劣绅时也曾误抓老百姓,有的士兵用了老百姓的东西,从不给放好,弄得老百姓十分不满。

于是,毛泽东便借鉴曾国藩的做法,亲自草拟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将其修改扩充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仔细阅读曾国藩的《爱民歌》和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者在内容和条文上不一样,词句上也不同,但主要意思都是约束官兵的行为,加强军队的纪律性,以赢得民心。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深受曾国藩的《爱民歌》的影响而有感而发。1917年,毛泽东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曾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这都说明了曾国藩的仁政思想是非常令毛泽东信服的。

总之,曾国藩能够成为人民传颂的伟大人物,也更加证明了他一生所推行的仁政得到了施行,赢得了民心,因此成为了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从古至今他这种精神一直被人传颂着。

并且曾国藩这种仁爱之道是古往今来创业守成的不易之道。荀子在与孝成王等人的答问中,也提出过用兵取胜的关键之法。孝成王说:“我请问用兵的要求。”临武君说:“在上方得到天时,在下方得到地利,观察敌方的变动。如果这三者都具备好后发动,一定会取胜。”

荀卿却说:“不对,在我看来,取胜的道术,凡用兵作战的基本,都在于得到民心。这好比弓箭调和不好,羿就不能把微小的目标射中;马匹调和不好,造父就不能把车赶得遥远;士民如果不能亲密地归顺,即使汤王、武王也不能取得胜利。所以善于抚顺人民的人,就是善于用兵的人。而用兵的要术就在于抚顺人民而已。”

事实如此,古代那些圣贤官员之所以能够使国家繁荣与昌盛,人民和谐而友爱,无不都是遵循仁爱之道。

西周太师姜子牙辅佐周武王灭了商。一天,武王问姜子牙的治国方法,他回答道:“治理国家的方法,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爱民。对人民要有利而不要有害,帮助他们成功而不要让他们失败,使他们生活下去而不要杀害他们,给他们财物而不要夺取他们的财物,使他们快乐不要他们受苦,使他们高兴而不要他们发怒,这就是治国之道。”

使用人民的道理也就是爱他们。老百姓失去了工作,就是害他们;使农民失去了耕种的季节,就是让他们失败;对有罪的人加重惩罚,就是杀害他们;加重征税搜刮,就是抢夺他们的财物,徭役繁多就会使人民疲惫,就是坑害他们;劳苦扰乱人民,就会引起人民的愤怒。所以善于治理国家者对待人民,好像父母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好像哥哥爱护妹妹一样,听到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就关心他们,救济他们,见到他们劳苦,就怜惜他们,这样才能做个好官,才是人民的好官。

否则,就会引起人们的不满,甚至会导致祸患的形成。

三国时期,张飞是蜀国的大将之一,也是刘备的结拜兄弟之一。张飞虽性情鲁莽,却伸张正义,是一个响当当的汉子。然而,张飞特别爱饮酒,曾因为饮酒误了刘备许多事情。并且他对自己的属下十分暴戾,每次心情不顺,饮酒后就会鞭打士兵。这弄得军心惶惶,都不敢招惹他。

关羽在麦城惨死于孙权的手上,这一消息被张飞知道后,他非常气愤,立刻就想带兵杀过江东,为兄长报仇。众将士见他如此鲁莽,于是极力劝说,并说刘备已经得到消息,他会下令出兵的,如果没有刘备的亲自调令,而私自调动部队打仗,那就是犯了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的。张飞听后,有些收敛,但是当听到人们说,军师及朝中大臣都极力反对向东吴开战,刘备又刚登基不久,放着清福不享,谁愿去带兵打仗,又说桃园结义是假的,人心难测啊……

这下惹恼了张飞,于是他赶到刘备那里痛苦地说了关羽惨死之事,后来,刘备也对失去关羽十分悲伤,并下定决心要为他报仇。刘备便让张飞先回去整顿军马,作好战前准备,他也召集人马,再向蛮王沙摩柯借点兵马随后就来,约定好在江城会合,共同伐吴。

张飞回到阆中,准备迎战,他一边吩咐人马三天三夜赶制白旗白甲,让全军将士为关羽披麻戴孝;一边继续喝酒来麻痹自己那悲愤的心情。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古怪,每天都烦躁不安,如果有谁说话不让他称心,就鞭打谁,军营中被他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弄得人人自危。

一天,张飞刚下完命令,就有部将范疆、张达上前申奏,说时间紧任务重,很难完成。张飞恼羞成怒,两手击案,指责两人竟敢违背军令,立刻令人将范疆、张达二人痛打八十军棍,以示惩戒,并下令如果完不成任务,就提着头来见他。

范疆、张达原本就是心胸狭隘的人,平常也受了张飞不少的气,这么一打,更是十分痛恨。于是两人商议:三天完成数以万计的白旗白甲,那绝对不可能,到时不免一死。死也要弄个鱼死网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张飞喝醉后,将他刺死,把他的首级献与孙权,或许从此就时来运转飞黄腾达了。

于是,当天晚上,范疆、张达身着夜行服,头蒙黑丝巾,趁着张飞醉酒,偷偷潜入他的帐中。在张飞熟睡的时候,一刀将张飞的脑袋切了下来。就这样,张飞稀里糊涂地死于非命。这便是治军缺少“平和”,而导致亡命的可悲故事。

与张飞相比。曾国藩确实是个爱兵如子的好官、好将领,他懂得爱惜自己的士兵,对待士兵平和有加,所以他身边有那么多肯为他效力的将士和勇士,才使他在作战中,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今人的我们也一定要让自己在生活中注意“平和”二字,并在“平和”上下工夫,这样才会事事处于平和顺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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