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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致沅、季弟:愿以劳谦廉三字自惕

曾国藩家书

作者:[清]曾国藩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9/01/24

【原文】

沅、季弟左右:

帐篷即日赶办,大约五月可解六营,六月再解六营,使新勇略得却暑也。抬小枪之药,与大炮之药,此间并无分别,亦未制造两种药。以后定每月解药三万斤至弟处,当不致更有缺乏。王可升十四日回省,其老营十六可到。到即派往芜湖,免致南岸中段空虚。

雪琴与沅弟嫌隙已深,难遽期其水乳。沅弟所批雪信稿,有是处,亦有未当处。弟谓雪声色俱厉。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声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雪之厉,雪不自知;沅之声色,恐亦未始不厉,特不自知耳。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咎骆公、文、耆待我之薄,温甫则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又记十一年春,树堂深咎张沣山简傲不敬,余则谓树堂面色亦拒人于千里之外。观此二者,则沅弟面色之厉,得毋似余与树堂之不自觉乎?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禀明,径招三千人,此在他统领所断做不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顺手。而弟等每次来信,索取帐篷子药等件,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在兄处书函如此,则与别处书函更可知矣。沅弟之仆从随员颇有气焰,面色言语,与人酬接时,吾未及见,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对渠之词气,至今饮憾。以后宜于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谦字工夫也。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宣勤王事之处无多,更竭诚以图之,此劳字工夫也。

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诒之福自我一人享尽,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且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

湖州于初三日失守,可悯可敬。

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

【译文】

沅、季弟左右:

帐篷今天赶制,大约五月份可送去六个营的,六月份再送去六个营的,以使新营的兵勇可以稍微去暑。抬小枪的药,与大炮的药,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区别,这里也没制造两种药。今后定期每个月向弟弟那里送去三万斤药,应该不至于再缺乏了。王可升十四日回省城,他的老营十六日可以到达。到了以后马上派他去芜湖,以免使南岸中部空虚。

雪琴与沅弟的矛盾已经较深,难以在短期内融洽。沅弟批评雪琴的话,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妥的地方。弟弟说雪琴声色俱厉。眼睛能看见千里之外,却不能看见自己的眉睫,声音笑貌拒绝别人,往往是不能自见,不能自知。雪琴之厉,在于雪琴不自知;沅之声色,恐怕开始也不是不厉,只是不自知。曾记得在咸丰七年冬天,我责备骆公、文、耆对我刻薄,温甫则说:“兄的面色,常给人以难堪。”又记得咸丰十一年春天,树堂深深地责备张沣山骄傲不敬,我对树堂说他的面色也能拒人千里之外。观两件事,沅弟面色的严厉,是不是像我和树堂那样不自觉呢?

我们家眼下处在鼎盛时期,我身居将相之位,沅弟统领近两万人,季弟统领四五千人,近世以来像这样的人家能有几家?近半年来,沅弟七次拜受皇恩,近世以来像弟弟这样的人能有几个?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我们家也是月盈之时了。管子说:斗斛满了由人来减损它,人满由天减损他。我说天之减损是无形的,仍然借人的手来减损。霍氏盈满,魏相减损他,宣帝减损他;诸葛恪盈满,孙峻减损他,吴主减损他。等他人来减损,后悔已经晚了。我们家刚刚丰盈,不要等天来削弱自己,别人来削弱自己,我与各位弟弟应当设法先自己削弱自己。

自己削弱自己的方法是什么?也不外乎清、慎、勤三个字而已。我最近将清字改成了廉字,将慎字改成了谦字,勤字改为劳字,更加明白浅显,实在有可以下手之处。沅弟在去年取给银钱时没有很好斟酌,朋辈对你进行了讥讽菲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里。去年冬天买犁头嘴、栗子山,我也很不以为然。以后不应该再妄取分毫,不要寄钱回家,不要多赠亲族,这是在廉字上下功夫。谦字的内涵外人不可知,但谦字的外表之意应有四点: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请示,直接招了三千人,这是其他统领绝对做不到的,在弟弟那里还算能成事,也算顺手。但弟弟每次来信,索要帐篷弹药等物,经常有许多讥讽的话,不平之词,给你的兄长写信是这样,你给别人写的信更可知其用词不当了。沅弟的仆从随员很有气焰,面色言语方面与人接触时是什么样子,我没能看到,但申夫 曾对我说过去年你的仆从对他说话的语气,使我至今感到遗憾。以后应在这四点上严加克服,这是在谦字上下功夫。每天临睡时,要默默地数一下本日有几件事操心,有几件事费力,这样就会知道你为国家办的事不多,而更要努力去做。这是在劳字上下功夫。

我因为名位太重,经常怕祖宗留下的福分被我一人享尽了,所以时常用劳、谦、廉三个字警戒自己,也希望两位贤弟用此三字自警,并且以此自责,约束自己。

湖州于初三那天失守了,可悯可敬。

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

【解读】

在儒家的思想中,“廉”是官吏的德行表现之一,也是强调的重要政治道德。儒家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中,廉是唯一的对官吏的道德要求。后来人们将“礼、义、廉、耻”视为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四大精神支柱。

对此,宋代名臣包拯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官吏只有廉洁奉公,才能作为民众的表率,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为国家民众服务;相反,若贪赃枉法,则不仅不能服务社会,反而会成为民众的盗贼。清代刘锡鸿说:“忠诚勇毅之才由廉耻出耳,廉则聪明不蔽以贪欲,而体事之心专;耻则位置不安于卑庸,而赴事之力奋。”明朝清官海瑞说:“公生明,廉生威。士不畏吾严而畏吾公,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廉。”

事实如此,廉是官吏德行的基础和根本。人民喜欢清廉的官员,如萧何、包拯、岳飞、寇准,等等;最恨贪官,如潘仁美、秦桧、魏忠贤、和珅等。皇帝也喜欢清廉的大臣,因为这样的臣子用着才放心。所以,为官者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做事,为国家做事,不谋取丝毫利益,公正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利,这样才能永远国泰民安。

曾国藩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官升二品,可谓飞黄腾达。但是他一生从不认为自己的地位显耀,杜绝升官发财的意识。

三十余岁就已官至二品,不可谓不显赫,但他却不以读书做官、升官发财为人生目的;相反,他发誓做官不为财。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不贪财、不失信、那么鬼服神钦,到处受人敬重。而身为一个官员,如果做到如此不贪财来示范下属,那么必然也会令下属所佩服和敬仰,这也是以此报答皇上的厚恩。

同时,曾国藩做官多年,对于官气的蔓延也有深刻认识:他认为一个人做官久了,如果不在修养上严格要求自己,那么必然会产生一种骄傲和奢靡的情绪。所以他一生常常反省自己,告诫自己一切都要以俭为原则,也以“俭”字教人,告诫家人在吃穿方面都要有所收敛,而生怕享受太过,将以折福。

尤其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官封一等侯爵,曾国荃官封一等伯爵。当时,满臣以倭仁为首,汉臣以曾国藩为首,可见他的权位之高。但是他依旧是以“廉洁”为做官原则,不贪钱,不爱财,勤俭朴实,实在令人钦佩。

中国古代,人们都崇尚“知行合一”的观念,这也是儒学中的经世之学。这里所强调的“行”就是实践的意思。《尚书》中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这是知易行难的观点。孔子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其意是说把力行看做君子的一个标志。告诫人们,看一个人的品质如何,就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

曾国藩则继承了这个传统重行的思想,他一生主张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行之,办事“宜就所当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这在他一生中各方面的成就上都有所体现。

曾国藩最不喜欢经常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而他之所以取得许多事情的成功,也正和他做事必须躬亲有关。

对于这一点,清朝的蔡冠洛说: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定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他回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从镇东南,他自己说如稍有怠慢安逸,则内心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于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的。躬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曾国藩说:风正与躁,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在曾国藩看来,理论和实践一定要结合起来,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检验理论,从而弥补理论中的不足之处,进而更好地用于实践。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过程。如果只知死读书,读死书,那就真成了“书呆子”。手无缚鸡之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现实,是无法在社会中生存的。

为官从政更是如此,如果不知行合一,只知瞎指挥,不切实际,通常就会劳民伤财,事倍而功半。凡事只有亲自实践方知艰辛。他说:“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这里,曾国藩所强调的意思是时常锻炼的重要,常用则灵活不受窒碍,不用就容易荒废懈怠。这正如宋代朱熹的《观书有感》诗所写:“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因为有上游活水源源不断地注入,一方池塘才能流动灵活,不至于成为一汪死水。

同样,人也一样,心灵也需要不断输入新的知识信息,才不至于死板而不知变通。常常思考运作,心思才能细腻周到。反之,即使再聪明的人,终究也会被掩盖他的天才成分。

北宋著名文学家王安石,写了一篇文章叫《伤仲永》,文章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金溪县有个孩子叫方仲永,家里祖祖辈辈以耕田为生。仲永长到五岁时,忽然有一天哭闹着要笔墨纸砚,父亲感到惊奇,就向邻居家借来给他。仲永当即提笔写了四句诗,并署上自己的名字,那四句诗是以奉养父母、团结族人为内容的。此诗传给全乡秀才观看,都说好诗。自此以后,人们出题目叫他作诗,他马上就能写出来,诗的文采和情理都有值得一看的地方。县里的人也感到惊奇,有人宴请他的父亲,也有人出钱叫仲永作诗。仲永的父亲感到这里边有利可图,便每天领着儿子到处拜见县里的人,却不让儿子再去学习。

王安石听说这事已经很久了。一次,他在舅舅家见到了方仲永。那时方仲永已是十二三岁的人了,叫他作诗,才发现并非自己所听到的那样。又过了七年,王安石再次来到舅舅家里,问起仲永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他的才能已经没有了,跟普通人完全一样了。”

由此看来,人如果不时常锻炼,必定会停滞不前。天赋的聪慧是有的,但天赋的聪慧并不等于才能。事物是在发展变化的,有天赋的人放弃学习和后天教育,则天赋消失。无天赋的人,只要儿时努力刻苦攻读,注重后天教育,照样可以成才。

仲永的天赋是这样的优越尚且会成为一个平平常常的人,那么,现今那些天赋并不聪明、本来就很平常的人,如果不让自己身心愈加磨炼变得强健和硬朗,那么岂不更落后于人了吗?

此外,曾国藩还创“五到”之说,内容如下:所谓“身到”是指比如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首先要能将情势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事、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

总之,曾国藩一生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能在官场中以廉洁自称,都是因为他坚持以“劳、谦、廉”三字作为行为准则而赢得的。时至今日,我们也应以此为榜样做一个勤劳、谦虚、廉洁的人,这样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日后定能成为曾国藩这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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