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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燃烧的荆棘 第一部(二)

约翰•克利斯托夫

作者:(法)罗曼•罗兰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8/12/06

那些革命家中间,许多便是这样的人。老实无用的加奈愿意相信自己是个革命家,所以就相信了。但他对着自己的大胆吃惊。

所有这些布尔乔亚都标榜种种不同的原则:有的是从感情出发的,有的是从理智出发的,有的是从利益出发的;这一批把自己的思想依附《福音书》,那一批依附柏格森,另外一批又依附马克思,普鲁东,约瑟·特·曼德尔,尼采,或是乔治·索兰尔。有的革命家是为了趋附时髦,有的是为了生性孤僻;有的是为了需要行动,抱着牺牲的热情;有的是为了奴性特别强,象绵羊一般驯良。可是全部都莫名片妙的被狂风卷着。你可以远远的看到明晃晃的大路上灰尘滚滚,表示大风暴快来了。

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望着这阵风卷过来。两人眼力都很好,但看法不同。奥里维明察秋毫的目光,看透了一般人的用意,对他们的平庸觉得受不了;但他也窥见暗中鼓动他们的力量。他所注意的特别是悲壮的面目。克利斯朵夫却更注意可笑的地方。使他发生兴趣的是人,不是主义或思想。他对这些故意装做不关心,讥笑改造社会的梦想。他素来喜欢跟人别扭,再加对于风靡一时的病态的人道主义有种本能的反抗,所以表面上做得特别自私。他因为是靠自修成功的,不免以自己的体力和意志骄人,把一切没有他那种力量的人看作贪吃懒做。他既是从穷苦与孤独中间挣扎出来的,别人为什么不照样的做?……喝!社会问题!什么叫做社会问题?是指吃不饱穿不暖吗?

“那个味道我是尝过的,”他说。“我的父亲,母亲,我自己,都是过来人。只要你跳出来就是了。”

“这不是每个人办得到的,”奥里维说。“有病人,有倒楣的人……”

“那末大家去帮助他们呀,不是挺简单吗?可是象现在这样去捧他们决不是帮助。从前人们拥护强者的权利固然要不得,我可不知道拥护弱者的权利是不是更要不得:它扰乱现代的思想,虐待强者,剥削强者。今日之下,一个人病弱,穷苦,愚蠢,潦倒,差不多是美德了,——而坚强,健康,克服环境等等反变了缺点。最可笑的,倒是那些强者最先相信这种观点……这不是一个挺好的喜剧题材吗?奥里维,你说!”

“我宁可让人家取笑,可不愿意教别人哭。”

“好孩子!”克利斯朵夫回答。“哎!谁不跟你一样想呢?看到一个驼子,我的脊梁就觉得不舒服。我们不能不演喜剧,可不应当由我们去写喜剧。”

有人相信将来会有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克利斯朵夫可决不为这种梦想着迷。他的平民式的头脑,认为将来仍旧逃不出过去的一套。奥里维指摘他说:

“倘若人家关于艺术问题跟你说这种话,你不要跳起来吗?”

“也许。总之我只懂得艺术。你也是的。我素来不信那般谈外行事情的人。”

奥里维也同样不信任这等人。两位朋友甚至过于怀疑,老是跟政治离得远远的。奥里维不免有点儿惭愧的承认他从来没使用过选举权,十年以来没有向市政府领过选民登记表。他说:

“干吗要去参加一出我明知毫无意义的喜剧呢?选举吗?选谁?那些候选人对我全是陌生的,我也说不上看中哪一个。而且我敢断定,他们一朝被选出了,都立刻会背其他们的主张。监督他们吗?逼他们尽责吗?那不过是白白糟蹋我的生活。我既没时间,也没精力;既没有辩才,也没有不择手段的勇气和不讨厌行动的心情。所以还不如放弃权利。我可以受罪,至少我没有参加罪行!”

但他尽管把事情看得这样清楚,尽管厌恶政治上一切应有的手法,仍旧对革命抱着虚幻的希望。他明知道虚幻,可并不放弃希望。这个神秘的现象是从种族来的。奥里维的民族是西方最爱破坏的民族,为了建设而破坏、也为了破坏而建设的民族,——它跟思想赌博,跟人生赌博,老是推翻一切,预备从头做起,拿自己的血作赌注。

克利斯朵夫并没这种遗传的救世精神。他的浓厚的日耳曼气息不相信革命的作用。他认为世界是没法改造的,大家只是搬弄一些理论,说一大套空话罢了。他说:

“我用不着掀起革命——或是长篇大论的讨论革命——来证明我的力量。我更用不着象那些青年一样,推翻政府来拥立一个君主,或是立什么救国委员会来保卫我。这算证明一个人的力量吗?那才怪了!我会保卫自己的。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喜欢必不可少的秩序,也尊重统治宇宙的规律。可是我跟这个规律之间用不到中间人。我的意志会发号施令,同时也知道服从。你们满嘴都是先哲的至理名言,那末该记得你们的高乃依说过:'只要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们希望有一个主宰,就表示你们软弱无用。力是和光明一样的,只有瞎子才会否认!你们得做个强者,心平气和的,不用理论,不用暴行;那时候,所有的弱者都会象植物向着太阳一般的向着你们……”

他尽管说不能为了讨论政治而浪费时间,实际上并不真的那样不关心。在艺术家立场上,他也受到社会骚动的影响。因为一时没有热情鼓动他,他便傍徨四顾,问自己究竟是为谁工作。看到现代艺术的那般可怜的顾客,身心交惫的优秀分子,存着玩票心理的布尔乔亚,他不由得想道:“为这些人工作有什么意思呢?”

当然,思想高雅,博学多闻,懂得个中甘苦,能够赏识新奇,赏识古拙的情趣——(那跟新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的人,并非没有。但他们厌倦一切,灵智的成分太多而生命力太少,以为艺术是虚空的;他们只对音响的或思想的游戏感到兴趣;而多数还得为世俗的事分心,为无数不必要的事耗费精神。要他们接触到艺术的核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艺术不是血肉构成的,只是舞文弄墨的玩艺儿。他们的批评家造成了一种理论,证明他们的没有能力摆脱玩票作风是对的。即使有几个人还有相当的弹性,对于强烈的和弦能够发生共鸣,可没有力量消受;他们在人生舞台上已经残废了:不是神经病就是瘫痪。艺术在这个病院中间又能做些什么呢?——可是在现代社会里,艺术根本没法摆脱这些变态的人:他们有的是金钱和报纸;唯有他们才能使一个艺术家活下去。所以艺术家非受羞辱不可,不得不在交际晚会中拿出他披露肝胆的艺术,充满了内心生活的秘密的音乐,给一般趋时的群众和厌倦不堪的知识分子作娱乐,——更确切的说,是给他们解闷,或者是让他们有些新的烦闷。

克利斯朵夫寻访真正的群众,相信人生的情绪和艺术的情绪都是真实的、能够以新鲜的心情来接受的群众。他暗中受着大家所预告的新社会——平民——吸引。因为想起了童年的事,想起了高脱弗烈特和一般微贱的人,启示他深邃的生命的、或是和他一同享受神圣的音乐的人,他便相信真正的朋友是在这方面。象多少天真的青年一样,他想着一些大众艺术的计划,什么平民音乐会,平民戏院,内容他也不大说得清。他希望革命可能让艺术有个更新的机会,以为社会运动使他感到兴趣的就只有这一点。其实他是欺骗自己:象他那么元气充足的人,决不能不受当时最有活力的行动吸引。

他最瞧不上眼的是布尔乔亚的理论家。这一类的树所生的果实往往是干瘪的;所有生命的精华都冻结了,变了空洞的观念。克利斯朵夫对这些观念是不加区别的。他无所偏好,便是他自己的主张一朝凝结为一种学说之后,他也不再爱好。他存着瞧不起的心理,既不理会那些拥护强权的理论家,也不理会奉承弱者的理论家。在无论什么喜剧里,爱发议论的角色是最不讨好的。观众不但更喜欢值得同情的人,甚至觉得串反派的角儿也不象他那末可厌。在这一点上,克利斯朵夫跟群众的心理完全相同,认为呶呶不休的谈论社会问题只能教人品腻。但他很好玩的打量着别人,打量着那些相信的人和愿意相信的人,受气的和但求受气的人,以劫掠为业的海贼,和生来给人剪毛的绵羊。对于象胖子加奈一般有些可笑的老实人,他很宽容。他们的庸俗不至于使他感到象奥里维那样的难堪。他对无论什么角色都用一种亲热而含讥带讽的心情看着,自以为跟他们所演的戏毫不相干,并没觉得他慢慢的已经参加进去。他自以为只是一个旁观者,看着狂风吹过。殊不知狂风已经吹到他的身上,把他带着走了。

这出社会剧可以说戏中有戏。知识分子演的那一部分是穿插在喜剧中的喜剧,民众不爱看的。正戏乃是民众演的。旁人既不容易看清情节,连民众自己也不大明白。出乎意外的变化在那个戏里只有更多。

说白当然多于行动。不论是布尔乔亚还是平民,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尽多尽少的话吞得下的,正如尽多尽少的面包都吃得下。但大家吃的不是同样的面包。有为细巧的味觉用的高级的语言,也有为塞饱饿鬼的肚子用的更富滋养的语言。即使字面相同,捏造的方式却不一样;味道,香气,意义,都各各不同。

奥里维第一次参加一个民众集会的时候,尝到这一类的面包,觉得毫无胃口;食物梗在喉头咽不下去。思想的平凡,措词的单调和野蛮,空洞的滥调,幼稚的逻辑,抽象的理论和乱七八糟的事实,好比做坏了的芥末酱,只能使奥思维作呕。一方面是用字不恰当,另一方面还没有平民谈吐中那点儿生动的趣味。那完全是一批报纸上的字汇,褪色的服装,从布尔乔亚的修辞学旧货店中捡得来的。说话的繁琐尤迫使奥里维骇怪。他可忘了文字的简洁不是天然的,而是修炼出来的,由上层阶级琢磨出来的。大都市里的平民决不能单纯,老是喜欢寻找纤巧而复杂的辞藻。奥里维不懂这些浮夸的话对听众所能发生的影响。在这方面,他完全不得其门而入。我们把别个种族的语言叫做外国语。殊不知在同一个种族里,语言的种类几乎跟社会的阶层一样的多。唯有为人数有限的上层阶级,语言才是几世纪的经验的结晶;为其余的人,它只代表他们自身的和他们的集团的经验。那些被优秀分子用旧了、摒弃了的字,仿佛是一所空屋子,从优秀分子迁出以后,又搬进了新人物。你要愿意认识主人,就得走进屋子。

克利斯朵夫便是这么办了。

他和工人们发生关系是由一个在国家铁路上办事的邻居介绍的。那邻居四十五岁,个子矮小,未老先衰,头发都秃了,眼睛陷得很深,腮帮瘪缩,弯弯的鼻子挺大,嘴巴的长相显得人很聪明,畸形的耳朵,边上的肉裂成了几片:他浑身上下都是衰败的模样。他叫做阿西特·高蒂哀,不是平民出身,而是中等的、清白的布尔乔亚,家里为了教育这个独子,把一份薄产花光了还没有能完成他的学业。很年轻的时候,他谋到了一个国家机关的差事,那在贫穷的中产阶级眼里是救星,其实是死亡,——是活埋。一朝进去之后,再也出不来了。他又犯了一桩错误——(那是现代社会的许多错误之一),——爱上一个美丽的女工,结了婚,不久她就露出鄙俗不堪的本性。她替他生了三个孩子。当然他得养活这一家几口。这个聪明而一心想进修的男人被迫穷困住了,觉得心中有些潜伏的力量被生活的艰难窒息了,却又不甘屈服。他从来不得清静:当着会计处的职员,整天消磨在机械的工作里;一起办公的都是又俗气又饶舌的同事,讲些废话,骂骂上司,算做对无聊的生活出气,同时也嘲笑他,因为他不懂得把求知欲在他们面前藏起去。回到家里,他只看到一个气味难闻的,丑恶的寓所,和一个吵吵嚷嚷,庸碌之极的女人。她不了解他,把他当做懒虫或疯子。孩子们一点不象他而象母亲。为什么他得过这种生活呢?这算是公道的吗?牢骚,痛苦,穷困,无聊的职业,使他从早到晚找不到一小时的光阴来修心养气,找不到一小时的静默,他给折磨得力倦神气,烦躁不堪。为了想忘掉这些,他最近又去接近杯中物,结果更把他断送完了。——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悲剧大为震动:残缺不全的个性,没有充分的修养,没有艺术趣味,但生来是为作些大事业的,现在可是被不幸的遭遇压倒了。高蒂哀立刻抓住了克利斯朵夫,好似快淹死的弱者碰到了一个游泳健将的手臂。他又喜欢又羡慕克利斯朵夫,带他去参加群众集会,见到革命党里的某些领袖,那是他为为怨恨社会而结交的。因为想做贵族而没做成,所以他跟平民混在一起极感痛苦。

克利斯朵夫却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因为他并不需要做平民,——对这些集会很感兴味。会场上的演说使他觉得好玩。他不象奥里维那样感到厌恶,对语言的可笑也并不敏感,认为所有多嘴的家伙都是半斤八两。他素来瞧不起高谈阔论。但他虽没费心去了解那套辞令,却在演说家与听讲者的心里咂摸到说话的音乐。演说家的力量一朝引起了听讲的人的共鸣,立刻增加了百倍。克利斯朵夫先是只注意到前者;他为了好奇,居然结识了几个演说家。

对群众最有影响的一个是加奇米·育西哀,——深色头发,脸很苍白,年纪在三十与三十五之间,相貌象蒙古人,个子清瘦,病病歪歪的,眼睛的神气又热烈又冷静,头发很少,胡子尖尖的。他的力量不在于他那种空泛、急促、跟语岂不调和的姿势,也不在于他的失音的,常带嘶嘶声的浮夸的说话,而是在于他这个人本身,在于他深信不疑的态度。他似乎不允许人家跟他有不同的思想;而既然他的思想就是群众愿意想的,所以群众和他很投机。他把大家期待的话三遍、四遍、十遍的告诉他们,象发疯般拚命在同一只钉子上尽敲;他的群众也学着他的样尽敲,尽敲,直把那只钉嵌入肉里。——除了这种本领以外,他过去犯的许多政治案子也增加他的声望。他表面上有股百折不回的毅力;但明眼人可以看出他骨子里给多年的辛苦和努力磨得疲倦死了,厌烦死了,愤愤不起的恨着命运。他每天消耗的精力都入不敷出:从小就被工作和贫穷把身子磨坏了,做过玻璃匠,白铁匠,印刷工人;又害着肺病,使他对他的主义,对自己,常常心灰意懒,有时又兴奋若狂。他的暴烈一方面是有意的,一方面是病态的;就是说一半是为了政治作用,一半是为了冲动。他的学问是乱七八糟自修来的:有些事懂得很透彻,例如科学,社会学,以及他干过的各种手艺;对许多别的事他只是一知半解;但真懂的也好,不懂的也好,他都很有把握。他有理想世界,有准确的观念,有愚昧无知的地方,有非常实际的头脑,有偏见,有经验,有对布尔乔亚的猜忌和仇恨。可是他照旧对克利斯朵夫很好,因为看到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来交结他,心里很得意。他那等人是生来当领袖的,无论做什么事,对工人们都很不客气。他虽然真心要平等,但事实上对高级的人比对低级的人更容易平等。

克利斯朵夫还遇到工人运动的别的几个领袖。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好感。共同的斗争好容易促成了一致的行动,可是没有把大家的心联合起来。可见所谓阶级的分野完全是浮表的,暂时的。许多年深月久的敌对状态不过是被延缓了一下,掩饰了一下,实际是始终存在。在工人领袖中间,我们照旧看到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对立,彼此存着根深蒂固的轻蔑的心理。干这一行的忌妒另外一行的工资,而每行又自以为比别行高卓。但人与人间最大的区别还不在于这些而在于气质。狐狸,狼,绵羊,天生吃人的野兽,和天生被人吃的野兽,因为阶级相同,利害相同而集合在一起,但大家伸着鼻子嗅着,彼此都认了出来,毛都竖起来了。

克利斯朵夫有时在一家兼卖牛奶的小饭店里吃饭,那是高蒂哀的老同事,为罢工而被撤职的铁路职员西蒙开的;常客都是一般工团主义者。他们总共是五六个人,聚在尽里头一间屋子里,靠着又小又黑的天井,两只挂在亮处的金丝雀老是叫得很有劲。和育西哀同来的是他的情妇,美丽的贝德,个子结实而风骚的姑娘,没血色的皮肤,戴着大红便帽,眼睛迷迷忽忽的带着笑意。一个年轻的小白脸象跟班一样钉着她,那是聪明而装腔作势的机器匠雷沃博·格拉伊沃,这一帮中间的“雅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布尔乔亚最激烈的一个,但气质上是个最要不得的布尔乔亚。多少年来,他每天早上都要买些一个铜子一份的文学报,把上面的黄色小说吞下去。这些读物把他变成一个头重脚轻的怪物:脑子里想着精益求精的寻欢作乐的玩艺,身体却肮脏到极点,日常生活也鄙俗到极点。他最喜欢病态的富翁们作兴奋剂用的“奢侈”。因为肉体享受不到这奢侈,他就在精神上享受。那当然是浑身难过的。但这样一来,他跟有钱的人并肩了,而且他还恨他们。

克利斯朵夫受不了这种人,更喜欢电器匠赛巴斯蒂安·高加。那是和育西哀俩最受听众欢迎的演说家,可没有满嘴的理论。他有时不大清楚自己要往哪儿去,只知道勇往直前,可以说是十足地道的法国人。个子很结实,年纪四十上下,血色很好的大胖脸,圆圆的脑袋,红红的头发,留着一大簇胡子,脖子跟嗓子都象牛一样。他和育西哀同样是能干的工人,可是嘻嘻哈哈,喜欢吃喝。虚弱的育西哀看着这么健旺的身体非常妒羡;他们俩虽是朋友,暗中却抱着敌意。

饭店的主妇奥兰丽,四十五岁,当年大概长得很美,现在经过了时间的侵蚀还颇有风韵,她拿着件活儿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话,脸上挂着一副亲切的笑容,嘴唇跟着他们的话扯动:随时也穿插一两句,一边工作一边颠头耸脑的替自己的话打拍子。她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和两个从七岁到十岁的孩子,一男一女,——他们伏在一张满着污点的桌上做功课,吐着舌头,不时把一两句他们不应该听的话听在耳里。

奥里维陪克利斯朵夫去了两三次,觉得混在这般人中间很不自在。那些工人只要不受工场中严格的时间限制,不是被那个顽强的汽笛叫唤得去,就不知道会浪费多少光阴:或是在工作以后,或是在上下班之间,或是在偷懒的时候,或是在失业的时期。克利斯朵夫那时无事可作;在旧作已完,新作还没有端倪的阶段,他也不比他们更忙,很高兴把肘子撑在桌上,抽烟,喝酒,谈天。可是奥里维以他布尔乔亚的本能,以他思想须有纪律、工作须有规则、时间必须经济等等的习惯,大大的看不上眼;他不喜欢这样的糟蹋光阴。并且他既不会说话,又不会喝酒。最后还有那种生理上的不舒服,潜伏在出身不同的人士之间的反感:心灵要求沟通而肉体抱着敌意,仿佛是肉对于灵的反抗。他单独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很激动的说应当亲近群众;一朝面对了群众,他可没法亲近了。而嘲笑他那种思想的克利斯朵夫,倒毫不费力的可以和街上随便遇到的工人称兄道弟。奥里维看到自己跟这些人隔离,非常伤心。他勉强学他们,和他们一样思想,一样说话;可是不行。他的嗓子不够响亮,不够清楚,音调跟他们的不一样。他学他们的某些谈吐,但字眼不是梗在喉头,就是声音走腔的。他竭力留神,觉得很窘,同时也教别人发窘。在他们眼里,他是一个形迹可疑的外人,谁也对他没有好感,他一走,大家都会松一口气。这些他都知道。他常常遇到一些冷酷的目光,充满着敌意,跟一般因饥寒交迫而愤懑不平的工人看中产阶级的目光一样。或许这态度同时也是对克利斯朵夫的,但克利斯朵夫完全看不见。

那批人中间愿意接近奥里维的只有奥兰丽的两个孩子。他们对布尔乔亚当然没有怨恨。那男孩子还受着布尔乔亚思想的诱惑呢。他的聪明足够他去爱这种思想,却不够去了解。长得挺好看的女孩子,有一回被奥里维带到亚诺太太家里,看着华丽的陈设出神了:坐在漂亮的安乐椅里,用手指摸一下鲜艳的衣衫,她心里快活到极点;她有那种小家碧玉的本能,只希望溜出平民阶级而跳进布尔乔亚的安乐窝。奥里维完全没心思培养她这种倾向;而她对于他的阶级所表示的天真的敬意,也不能补偿别人暗中对他的反感,——那是他深感痛苦的。他抱着一腔热诚想了解他们,事实上也许太了解他们了,把他们观察太仔细了,使他们生了气。但他的观察并非由于冒昧的好奇心,而是由于喜欢分析人家心理的习惯。

他不久便发见了隐藏在育西哀生活中的悲剧:第一是那个侵蚀他的病,其次是他的情妇的残忍的游戏。她的确很爱他,觉得有他这样一个情人是值得自傲的,但她生机太旺了;他知道她将来会逃掉,同时也为了嫉妒而心里苦恼。她却以此为乐:挑拨男人,用眼风逗他们,喜欢疯疯癫癫的东拈西惹。也许她在背后和格拉伊沃欺骗育西哀,也许是故意要他这么相信。总而言之,这种事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早晚会发生的。育西哀不敢禁止她爱她喜欢的人。他不是宣传女人和男人同样有权利可以自由吗?有一天他咒骂她。她就又狡猾又放肆的提醒他这一点。他的关于自由的理论和他暴烈的本能,在胸中猛烈交战。他的心还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的心:专制,嫉妒;他的理智却是一个新时代的人的理智,理想世界的人的理智。至于她,她就是个女人,昨天的,明天的,千古不变的女人。——奥里维眼看着这场暗斗,起着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个斗争的残酷,所以对育西哀极表同情。育西哀猜到奥里维窥破他的心事,但绝对不感激他。

另外有个人也用着宽容的目光在那里留神这一场爱与恨的游戏。那是饭店的主妇奥兰丽,不动声色的把一切看在眼里。她是董得人生甘苦的。这健全,安静,规矩的女人,年轻的时代也胡闹过来:最初在花店里作工,有过一个布尔乔亚的情人,而且还有别的。以后她嫁了个工人,变了贤起良母。但她懂得一个人在感情方面的荒唐,懂得育西哀的嫉妒,也懂得那个喜欢玩儿的姑娘,常常用几句亲切的话替他们排解:

“唉,咱们总得彼此迁就才行。犯不上为这么一点儿小事生气……”

她也并不奇怪她说的话毫无用处……

“那永远是没用的。人总是自寻烦恼……”

她有一种平民式的达观,可以使苦难不至于在心中多留痕迹。苦难,她也有过的。三个月以前,她那么疼爱的十五岁的儿子死了……非常悲伤……可是现在她有说有笑,照常办事了。“尽想下去是活不了的,”她说。

所以她就不再想了。那并非自私,而是岂不得已:她生命力太强,老注意着“现在”,不能留恋“过去”。她适应既成事实,也适应可能临到的事实。如果革命来了,把一切都颠倒了,她还是会站定脚跟,做她可做的事,不管被放在哪儿,总是得起所哉。骨子里她对革命的信仰不过尔尔。她对什么事都不怎么相信。不消说,她彷徨的时候也会去占课卜卦,看到出丧的行列也从来不忘记划十字。她头脑开通,胸襟宽大,象巴黎的平民阶级一样,怀疑而不悲观。虽是革命党员的妻子,她对丈夫的、丈夫的党派的、别的党派的思想,照旧象母亲看孩子那样,抱着嘲弄的态度,正如她觉得青年人的愚蠢和成年人的愚蠢同样可笑。很少事情能够使她激动;但她对一切都感到兴趣。运气好也罢,坏也罢,她都能够担当。总而言之,她是个乐天派。

“愁什么!……只要身体好,一切就有办法……”

这样一个女子当然和克利斯朵夫是意气相投的。他们用不着多说话就觉得彼此精神上是一家人:常常相视而笑,听着别人唠唠叨叨,叫叫嚷嚷。但往往她自个儿笑着,眼看克利斯朵夫也卷入了辩论,比别人更兴奋。

克利斯朵夫没注意到奥里维的孤独与难堪。他并不去猜那些人的心事,只知道跟他们吃喝,嘻笑,生气。他们也不猜忌他,虽然彼此争论得很激烈。他老实不客气对他们说出心里的话,其实也说不出究竟是赞成他们还是反对他们。他根本没想过这一点。要是有人强其他选择,他一定会站在工团主义方面,而反对社会主义以及主张建立一个政府的任①何主义,——因为政府这个怪物只能制造公务员跟机器人。他的理智赞成同业工会的努力,那柄两面出锋的利斧可以把社会主义政体那种抽象的观念,和疲乏的个人主义同时铲除。个人主义只能分散精力,把群众的力量化为个别的弱点;而这个近代社会的大弊病是应当由法国大革命负一部分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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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团主义是工会运动中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流派,它把无政府主义思想带进了工会。这个流派于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在法、意等国尤为盛行。工团主义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起了有害的影响:它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认为工会不要工人阶级政党即能保证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达到把劳动工具与生产手段转归工会所有的最终目的。

然而天性比理智更强。克利斯朵夫一接触工团组合——那些弱者的可怕的联盟,——他的强有力的个人主义便起而反抗了。他瞧不起这般需要把彼此缚在一起才能战斗的人。即使他承认他们可以服从这个规则,他却声明这规则决不适用于他。而且,被压迫的弱者固然值得加以同情,但他们一朝压迫别人的时候就不值得同情了。克利斯朵夫从前对一般孤独的老实人喊着“你们得联合起来!”现在初次看到老实人的集团中间有的是并不老实的人,把他们的权利和力量看得高于一切而随时想加以滥用,他就大不痛快了。一般最优秀的人,和克利斯朵夫以前住在一幢屋子里的朋友们,一点得不到这些战斗集团的好处。他们心地太好,胆子太小,看到这种团体不免惊惶失措;他们注定是第一批被压倒的。面对着工人运动,他们和奥里维处于同样的境地。奥里维固然同情正在组织起来的劳动阶级,但他自己是在崇拜自由的气氛中长大的;而自由两字却是革命分子最不介意的。今日除了一个对社会毫无影响的优秀阶级之外,还有谁关切自由?自由正逢着黯淡的日子。罗马的教皇们掩蔽理智的光。巴黎的教皇们熄灭天上的光。共和党人熄灭街上的光。到处是帝国主①义的胜利:罗马教皇的神权的帝国主义;唯利是图的与神秘的君主国的军事帝国主义;资本家共和国的官僚帝国主义;革命委员会的独裁帝国主义。可怜的自由,世界上没有你的存身之处了!……革命党人所提倡而实行的“滥用权力”,使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大片反感。他们对于那些不肯为共同利害受苦的黄色工人②当然很轻视,但觉得用武力去强制这些人更可恨。——但你非打定主意不可。事实上今日不是要你在帝国主义与自由之间挑选,而是要在一种帝国主义和另一种帝国主义之间挑选。奥里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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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语引用法国某议员的荒谬的演词。——原注

②初期工团联盟中,反对革命与罢工的一派被称为黄色工人;激烈的一派被称为红色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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