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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卷九 燃烧的荆棘 第一部(一)

约翰•克利斯托夫

作者:(法)罗曼•罗兰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8/12/06

精神安定。一丝风都没有。空气静止……

克利斯朵夫神闲意适,心中一片和气。他因为挣到了和气很得意,暗中又有些懊丧,觉得这种静默很奇怪。情欲睡着了;他一心以为它们不会再醒的了。

他那股频于暴烈的巨大的力,没有了目的,无所事事,入于蒙弊半睡的状态。实际是内心有点儿空虚的感觉,“看破一切”的怅惘,也许是不懂得抓握幸福的遗憾。他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再需要多大的斗争,甚至在工作方面也不再有多大困难。他到了一个阶段的终点,以前的努力都有了收获;要汲取先前开发的水源真是太容易了;他的旧作才被那般天然落后的群众发见而赞赏的时候,他早已把它们置之脑后,可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更向前进。他每次创作都感到同样的愉快。在他一生的这一时期,艺术只是一种他演奏得极巧妙的乐器。他不胜羞愧的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以艺术为游戏的人。

易卜生说过:“在艺术中应当坚守勿失的,不只是天生的才气,还有充实人生而使人生富有意义的热情与痛苦。否则你就不能创造,只能写些书罢了。”

克利斯朵夫就是在写书。那他可是不习惯的。书固然写得很美;他却宁愿它们减少一些美而多一些生气。好比一个休息时期的运动家,不知怎么对付他的筋骨,只象一头无聊的野兽一般打着呵欠,以为将来的岁月都是平静无事的岁月,可以让他消消停停的工作。加上他那种日耳曼人的乐观脾气,他确信一切都安排得挺好,结局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他私自庆幸逃过了大风暴,做了自己的主宰。而这点成绩也不能说少了……啊!一个人终于把自己的一切控制住了,保住了本来面目……他自以为到了彼岸。

两位朋友并不住在一起。雅葛丽纳出走以后,克利斯朵夫以为奥里维会搬回到他家里来的。可是奥里维不能这样做。虽然他需要接近克利斯朵夫,却不能跟克利斯朵夫再过从前的生活。和雅葛丽纳同居了几年,他觉得再把另外一个人引进他的私生活是受不了的,简直是亵渎的,——即使这另一个人比雅葛丽纳更爱他,而他爱这另一个人也甚于爱雅葛丽纳。——那是没有理由可说的。

克利斯朵夫很不了解,老是提到这问题,又惊异,又伤心,又气恼……随后,比他的智慧更高明的本能把他点醒了,他便突然不作声了,认为奥里维的办法是对的。

可是他们每天见面,比任何时期都更密切。也许他们谈话之间并不交换最亲切的思想,同时也没有这个需要。精神的沟通用不着语言,只要是两颗充满着爱的心就行了。

两人很少说话,一个耽溺在他的艺术里,一个耽溺在他的回忆里。奥里维的苦恼渐渐减轻了;但他并没为此有所努力,倒还差不多以苦恼为乐事:有个长久的时期,苦恼竟是他生命的唯一的意义。他爱他的孩子;但一个只会哭喊的小娃娃不能在他生活中占据多大的地位。世界上有些男人,对爱人的感情远过于对儿子的感情。我们不必对这种情形大惊小怪。天性并不是一律的;要把同样的感情的规律加在每个人身上是荒谬的。固然,谁也没权利把自己的责任为了感情而牺牲。但至少得承认一个人可以尽了责任而不觉得幸福。奥里维在孩子身上最爱的一点,还是这孩子的血肉所从来的母亲。

至此为止,他不大关心旁人的疾苦。他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但与世隔绝不是自私,而是爱梦想的病态的习惯。雅葛丽纳把他周围的空虚更扩大了;她的爱情在奥里维与别人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爱情消灭了,鸿沟依旧存在。而且他气质上是个贵族。从幼年起,他虽然心很温柔,但身体和精神极其敏感,素来是远离大众的。他们的思想和气息都使他厌恶。——但自从他亲眼看见了一桩平凡的琐事以后,情形就不同了。

他在蒙罗区的高岗上租着一个很朴素的公寓,离开克利斯朵夫与赛西尔的住处很近。那是个平民区,住在一幢屋子里的不是靠少数存款过活的人,便是雇员和工人的家庭。在别的时期,他对于这个气味不相投的环境一定会感到痛苦;但这时候他完全不以为意;这儿也好,那儿也好:他到处是外人。他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邻居是些什么人。工作回来——(他在一家出版公司里有一个差事),——他便关在屋里怀念往事,只为了探望孩子和克利斯朵夫才出去。他的住处不能算一个家,只是一间充满着过去的形象的黑房;而房间越黑越空,形象就越显得清楚。他不大注意在楼梯上遇到的人。但不知不觉已经有些面貌印入他的心里。有些人对于事物要过后才看得清楚。那时什么都逃不掉了,最微小的枝节也象是用刀子刻下来的。奥里维就是这样:他心中装满了活人的影子,感情一激动,那些影子便浮起来;跟它们素昧平生的奥里维居然认出了它们;有时他伸出手去抓……可是它们已经消灭了……

有一天出去的时候,他看到屋子前面有一堆人,围着咭咭呱呱的女门房。他素来不管闲事,差不多要不加问讯的走过去了,但那个想多拉一个听众的看门女人把他拦住了,问他有没有知道可怜的罗赛一家出了事。奥里维根本不知道谁是那些“可怜的罗赛”,只漫不经意的,有礼的听着。等到知道屋子里有个工人的家庭,夫妇俩和五个孩子一起自杀了的时候,他象旁人一样一边听着女门房反复不厌的唠叨,一边抬起头来望望墙壁。在她说话的时间,他渐渐的想起那些人是见过的;他问了几句……不错,是他们:男的——(他常常听见他在楼梯上呼哩呼噜的喘气)——是面包师傅,气色苍白,炉灶的热气把他的血都吸干了,腮帮陷了下去,胡子老是没刮好;他初冬时害了肺炎,没完全好就去上工,变成复病;三星期以来,他又是失业又没有一点儿气力。女的永远大着肚子,被关节炎把身子搞坏了,还得拚命忙着家里的事,整天在外边跑,向救济机关求一些姗姗来迟的微薄的资助。而这期间,一个又一个的孩子生下来了:十一岁,起岁,三岁,中间还死过两个;最后又是一对双生儿在上个月下了地,真是挑了一个最好的时期!一个邻居的女人说:

“他们出生那天,五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于斯丁纳,——可怜的丫头!——哭着说,要她同时抱一对双生兄弟,怎么吃得消呢……”

奥里维听了,脑海中立刻现出那个小姑娘的模样,——挺大的额角,毫无光泽的头发望后梳着,一双惊惶不定的灰色眼睛,部位长得很高。人家不是看到她捧着食物,就是看到她抱着小妹子,再不然手里牵着一个七岁的兄弟;——那是个娇弱的孩子,相貌很细巧,一双眼睛已经瞎了。奥里维在楼上碰到她,总是心不在焉的,有礼的说一声:“对不起,小姐。”

她一声不出,只直僵僵的走过,也不闪避一下,但对于奥里维的虚礼暗中很高兴。上一天傍晚六点钟,他下楼还最后看到她一次:提着一桶炭上去,东西似乎很重。但在一般穷苦的孩子,那是极平常的事。奥里维照例招呼了一声,并没瞧她一眼。他望下走了几级,无意中抬起头来,看见她靠在栏杆上,伸着那张小小的抽搐的脸瞧他下楼。接着她转身上去了。她知道不知道自己上哪儿去呢?奥里维认为她是有预感的。他想着这可怜的孩子手里提着炭等于提着死亡,而死亡便是解放。对于可怜的孩子们,不再生存就是不再受罪!想到这儿,他没法再去散步了,便回到房里。但明知道死者就在近旁,只隔着几堵壁,自己就生活在这些惨事旁边:怎么还能安安静静的待在家里呢?

于是他去找克利斯朵夫,心里非常难受,觉得世界上多少人受着千百倍于自己的,可以挽救的苦难,他却为了失恋而成天的自嗟自叹,不是太没有心肝了吗?当时他非常激动,把别人也感染了。克利斯朵夫因之大为动心。他听着奥里维的叙述,把才写的一页乐谱撕了,认为自己搞这些儿童的玩完全被音乐抓住了,而且心里感觉到,世界上减少一件艺术品并不能多添一个快乐的人。饥寒交迫的悲剧对他也不是新鲜的事;他从小就在这一类的深渊边上走惯而不让自己掉下去的。甚至他对自杀还抱着严厉的态度,因为他这时期精力充沛,想不到一个人为了某一种痛苦竟会放弃斗争的。痛苦与战斗,不是挺平常的吗?这是宇宙的支柱。

奥里维也经历过相仿的磨难,但从来不肯逆来顺受,为自己为别人都是这样。他一向痛恨贫穷,因为那是把他心爱的安多纳德磨折死的。自从娶了雅葛丽纳,让财富和爱情把他志气消磨完了以后,他就急于丢开那些悲惨年代的回忆,把跟姊姊两人每天都得毫无把握的挣取下一天的面包的事赶快忘掉。现在爱情完了,这些形象便重新浮现了。他非但不躲避痛苦,反而去找它。那是不必走多少路就能找到的。以他当时的心境,他觉得痛苦在社会上触目皆是。社会简直是一所医院……遍体鳞伤,活活腐烂的磨折!忧伤侵蚀,摧残心灵的酷刑!没有温情抚慰的孩子,没有前途可望的女儿,遭受欺凌的妇女,在友谊、爱情、与信仰中失望的男子,满眼都是被人生弄伤的可怜虫!而最惨的还不是贫穷与疾病,而是人与人间的残忍。奥里维才揭开人间地狱的盖子,所有被压迫的人的呼号已经震动他的耳鼓了:受人剥削的无产阶级,被人虐害的民族,被屠杀的亚美尼亚,被窒息的芬兰,四分五裂的波兰,殉道的俄罗斯,被欧洲的群狼争食的非洲,以及所有的受难者。奥里维为之气都喘不过来了;他到处听见他们的哀号,不懂一个人怎么还能想到旁的事。他不住的和克利斯朵夫说着。克利斯朵夫心绪被扰乱了,回答说:“别烦了!让我工作。”但他不容易平静下来,便气恼了,咒着说:“该死!我这一天完全给糟掉了!你算是有进步了,嗯?”于是奥里维赶紧道歉。

“孩子,”克利斯朵夫说,“别老望着窟窿。你要活不下去的。”

“可是我们应当把那些掉在窟窿里的人救出来呀。”

“当然。可是怎么救呢?是不是我们也跟着跳下去?你就是这个办法。你有一种倾向,只看见人生可悲的事。不用说,这种悲观主义是慈悲的;可是教人泄气的。想使人家快活,你自己先得快活!”

“快活!看到这么多的苦难之后,还会有这种心肠吗?只有努力去减少人家的苦难,你才会快活。”

“对。可是乱打乱杀一阵就能帮助不幸的人吗?多一个不中用的兵是无济于事的。我能够用我的艺术去安慰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快乐。你知道不知道,一支美丽的歌能够使多少的可怜虫在苦难中得到支持?应当各人干各人的事!你们法国人,真是好心糊涂虫,只知道抢着替一切的不平叫屈,不管是为了西班牙还是为了俄罗斯,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喜欢你们这个脾气。可是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把事情搞好吗?你们乱哄哄的投入漩涡,结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瞧,你们的艺术家自命为参预着世界上所有的运动,可是你们的艺术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黯淡。奇怪的是,多少玩起的小名家跟坏蛋,居然自称为救世的圣徒!嘿,他们不能少灌一些坏酒给群众喝吗?——我的责任,第一在于做好我的事,替你们制作一种健全的音乐,恢复你们新鲜的血液,让太阳照到你们心里去。”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而奥里维就感缺少。象今日一般最优秀的人一样,他不能独自发挥他的力量,只有跟别人联合起来才能够。可是跟谁联合呢?思想是自由的,心可是虔诚的,他被一切的政治党派与宗教党派摒诸门外。他们因为胸襟狭小,不能容忍而互相排挤。一朝有了权力,他们又加以滥用。所以只有被压迫的人才吸引奥里维。在这方面,他至少是和克利斯朵夫同意的,认为在反抗远地方的不平之前,先得反抗近处的不平,反抗那些在我们周围而且是我们多少负有责任的。攻击别人的罪恶而忘掉自己所犯的罪恶的人,真是太多了。

于是他先从帮助穷人入手。亚诺太太因为参加着一个慈善组织,便介绍奥里维入了会。一开始他就到好几桩失意的事:他负责照顾的穷人并不都值得关切;或者是他的同情没有得到好的反应,他们提防他,对他深闭固拒。并且一个知识分子根本难于在单纯的慈善事业上面获得满足:在灾祸的国土中,这种办法所灌溉到的园地太小了!它的行动几乎老是支离破碎的,零星的;它似乎毫无计划,发现什么伤口就随时裹扎一下。以一般而论,它的志愿太小,行动太匆忙,不能一针见血的对付病源。而探讨苦难的根源正是奥里维不肯放过的工作。

他开始研究社会的灾难。在这一方面,向导决不愁缺少。当时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一个问题。在交际场中,在小说或剧本中间,大家都谈着。每个人都自命为很熟悉。一部分的青年为此消耗了他们最优秀的力量。

每一代的人都得有一种美妙的理想让他们风魔。即使青年中最自私的一批也有一股洋溢着生命力,充沛的元起,不愿意毫无生产;他们想法要把它消耗在一件行动上面,或是—-(更谨慎的)——消耗在一宗理论上面。或是搞航空,或是搞革命;或是作肌肉的活动,或是作思想的活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需要有个幻象,觉得自己参预着人间伟大的活动,在那里革新世界。他的感官会跟着宇宙间所有的气息而震动,觉得那么自由,那么轻松!他还没有家室之累,一无所有,一无所惧。因为一无所有,所以能非常慷慨的舍弃一切。妙的是能爱,能憎,以为空想一番,呐喊几声,就改造了世界;青年人好比那些窥伺待发的狗,常常捕风捉影的狂吠。只要天涯地角出了一桩违反正义的事,他们就疯起来了……

黑夜里到处是狗叫。在大森林中间,从这一个农庄到那一个农庄,此呼彼应。夜里一切都骚动得很。在这个时代,睡觉是不容易的!空中的风带来多少违反正义的回声!而违反正义的事是没有穷尽的;为了补救一桩不义,你很可能作出另外一些不义。而且什么叫做不义,什么叫做暴行呢?——有的说是可耻的和平,残破的国家。有的说是战争。这个说是旧制度的被毁,君王的被黜。那个说是教会的被掠。另外一个又说是未来的被窒息,自由的受到威胁。对于平民,不平等是不义:对于上层阶级,平等是不义。不义的种类那么多,每个时代都得特别挑一个,——既要挑一个来加以攻击,又要挑一个来加以庇护。

那时大家正在竭力攻击社会的不公道,——同时也在不知不觉的准备新的不公道。

当然,自从工人阶级的数量与力量增高,成为国家的主要机轴以来,社会的不公道特别显得不堪忍受,特别令人注目。但不管工人阶级的政客与讴歌者怎样宣传,工人阶级的现状并没变得更坏,反而比从前改善。今昔的变化并非在于现代的工人们更苦,而是在于更有力量。这种力量是资本家的力量造成的,是经济与工业发展的必然的趋势造成的;因为这种发展把劳动者集合在一起,使他们成为可以作战的军队;工业的机械化使武器落到了劳动者手里,使每个工头都变成支配光、支配电、支配力的主宰。近来一般领袖正想加以组织的、这些原动力中间,有一股烈焰飞腾的热度和无数的电浪,流遍了整个社会。

有头脑的中产阶级所以被平民问题震动,决不是——虽然他们自以为是——为了这个问题的合于正义,也不是为了观念的新奇与力量,而是为了它的生命力。

以平民问题所牵涉的正义而论,社会上千千万万别的正义被蹂躏了,谁也不动心。以观念而论,它只是些零零碎碎的真理,东一处西一处的捡得来,牺牲了旁的阶级而依了一个阶级的身量剪裁过的。那不过是一些跟所有的“原则”同样荒谬的“原则”,——例如君权神圣,教皇无误,无产阶级统治,普及选举,人类平等;——倘使你不从鼓动这些原则的力量方面着眼而单看它们的理由,还不是同样的荒谬?但它们的平庸是没有关系的。无论什么思想,都不是靠它本身去征服人心,而是靠它的力量;不是靠思想的内容,乃是靠那道在历史上某些时期放射出来的生命的光辉。仿佛一股浓烈的肉香,连最迟钝的嗅觉也受到它的刺激。以思想本身来说,最崇高的思想也没有什么作用;直到有一天,思想靠了吸收它的人的价值,(不是靠了它自己的价值),靠了他们灌输给它的血液而有了传染性的时候,那枯萎的植物,奚里谷的玫瑰,才突然之间开花,长大,放出浓郁的香味布满空①间。——张着鲜明的旗帜,领导工人阶级去突击布尔乔亚堡垒的那些思想,原来是布尔乔亚梦想家想出来的。只要不出他们的书本,那思想就等于死的,不过是博物馆里的东西,放在玻璃柜中的木乃伊,没有人瞧上一眼的。但一朝被群众抓住了,那思想就变了群众的一部分,感染到他们的狂热而变了模样,有了生气;抽象的理由中间也吹进了如醉如狂的希望,象穆罕默德开国时代的那阵热风。这种狂热慢慢扩张开去。大家都感染到了,可不知道那热风是谁带来的,怎么带来的。而且人的问题根本不相干。精神的传染病继续蔓延,从头脑狭窄的人物传达给优秀人物。每个人都无意之间做了传布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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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奚里谷玫瑰产于叙利亚与巴勒斯坦,未开花即萎谢,但移植湿地,即能再生。

这些精神传染病的现象在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的;即使在特权阶级坚壁高垒,竭力撑持的贵族国家也不能免。但在上层阶级与其民之间没有藩篱可守的民主国家,这种现象来势特别猛烈。优秀分子立刻被传染了。他们尽管骄傲,聪明,却抵抗不了疫势;因为他们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末强。智慧是一座岛屿,被人间的波涛侵蚀了,淹没了,直要等大潮退落的时候,才能重新浮现。大家佩服法国贵族在八月四日夜里放弃特权的事。其实他们是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不难想①象,他们之中一定有不少人回到府里去会对自己说:“哎,我干的什么事啊?简直是醉了……“好一个醉字!那酒真是太好了,酿酒的葡萄也太好了!可是酿成美酒来灌醉老法兰西的特权阶级的葡萄藤,并非是特权阶级栽种的。佳酿已成,只待人家去喝。而你一喝便醉。就是那些绝不沾唇而只在旁边闻到酒香的人也不免头晕目眩。这是大革命酿出来的酒!……一七八九年份的酒,如今在家庭酒库中只剩几瓶泄气的了;可是我们的曾孙玄孙还会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喝得酩酊大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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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八月四日夜,若干贵族在国民议会中宣布放弃特权。

使奥里维那一代的布尔乔亚青年头昏脑胀的,是一种同样猛烈而更苦涩的酒。他们把自己的阶级作牺牲,去献给新的上帝,无名的上帝,——平民。

当然,他们并非每个人都一样的真诚。许多人看不起自己的阶级,为的是要借此显露头角。还有许多是把这种运动作为精神上的消遣,高谈阔论的训练,并不完全当真的。一个人自以为信仰一种主义,为它而奋斗,或者将要奋斗,至少是可能奋斗,的确是愉快的事;甚至觉得冒些危险也不坏,反而有种戏剧意味的刺激。

这种心情的确是无邪的,倘使动机天真而没有利害计算的话。——但一批更乖巧的人是胸有成竹的上台的,把平民运动当作猎取权位的手段。好似北欧的海盗一般,他们利用涨潮的时间把船只驶入内地,预备深入上流的大三角洲,等退潮的时候把征略得来的城市久占下去。港口是窄的,潮水是捉摸不定的:非有巧妙的本领不行。但是两三代的愚民政治已经养成了一批精于此道的海盗。他们非常大胆的冲进去,对于一路上覆没的船连瞧都不瞧一眼。

每个党派都有这种恶棍,却不能教任何一个党派负责。然而一部分真诚的与坚信的人,看了那些冒险家以后所感到的厌恶,已经对自己的阶级绝望了。奥里维认识一般有钱而博学的布尔乔亚青年,都觉得布尔乔亚的没落与无用。他对他们极表同情。最初,他们相信优秀分子可能使平民有新生的希望,便创立许多平民大学,花了不少时间与金钱,结果那些努力完全失败了。当初的希望是过分的,现在的灰心也是过分的。民众并没响应他们的号召,或竟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应召而来的时候,他们又把一切都误会了,只学了布尔乔亚的坏习气。另外还有些危险人物溜进布尔乔亚的使徒队伍,把他们的信用给破坏了,把平民与中产阶级一箭双雕,同时利用。于是一般老实人以为布尔乔亚是完了,它只能腐蚀民众,民众应当不顾一切的摆脱它而自个儿走路。因此,中产阶级只是发起了一个运动,结果非但这运动没有他们的分,并且还反对他们。有的人觉得能够这样舍身,能够用牺牲来对人类表示深切而毫无私心的同情是种快乐。只要能爱,能舍身就行。青年人元气那么充足,用不着在感情上得到酬报,不怕自己会变得贫弱。——有的人认为自己的理智和逻辑能够满足便是一种愉快;他们的牺牲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思想。这是最刚强的一批。他们很得意,因为凭着一步一步的推理断定自己的阶级非没落不可。预言不中,要比跟他们的阶级同归于尽使他们更难受。他们为了理想陶醉了,对着外边的人喊道:“打呀,打呀,越重越好!要把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才好!”他们居然做了暴力的理论家。

而且所提倡的是别人的暴力。因为宣传暴力的使徒差不多永远是一般文弱而高雅的人。有些是声言要推翻政府的公务员,勤勉、认真、驯良的公务员。他们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其实是对自己的文弱、遗憾、生活的压迫的报复,尤其是在他们周围怒吼的雷雨的征兆。理论家好比气象学家,他们用科学名词所报告的天气并非是将来的,而是现在的。他们是定风针,指出风从哪儿吹来。他们被风吹动的时候,几乎自以为在操纵风向。

然而风向的确转变了。

思想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消耗得很快的,特别因为它流行得快。法国多少的共和党人,不到五十年就厌恶共和,厌恶票选,厌恶当年如醉若狂争取得来的自由。以前大家相信“多数”是神圣的,能促进人类的进步,现在可是暴力思想风靡一时了。“多数”的不能自治,贪赃枉法,萎靡不振,妒贤害能,引起了反抗;强有力的“少数”——所有的“少数”——便诉之于武力了。法兰西行动派的保王党和劳工总会的工团主义者居然接近了,这是可笑的,但是必然的。巴尔扎克说他那个时代的人“心里想做贵族,但为了怨望而做了共和党人,唯一的目的是能够在同辈中找到许多不如他的人”……这样的乐趣也可怜透了!而且要强迫那些低下的人自认低下才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建立一种威权,使优秀分子(不论是工人阶级的或中产阶级的)拿他们的优越把压其他们的“多数”屈服。年轻的知识阶级,骄傲的小布尔乔亚,是为了自尊心受了伤害,为了痛恨民主政治的平等,才去投入保王党或革命党的。至于无所为而为的理论家,宣扬暴力的哲学家,却高高的站在上面,象准确的定风针似的,发出暴风雨的讯号。

最后还有一批探求灵感的文人,——能写作而不知道写什么的,好比困在奥利斯港口的希腊水手,因为风平浪静而①没法前进,不胜焦灼的等待好风吹满他们的帆。——其中也有些名流,被德莱弗斯事件出岂不意的从他们字斟句酌的工作中拉了出来,投入公共集会。在先驱者看来,仿效这种榜样的人太多了。现在多数的文人都参加政治,以左右国家大事自命。只要有一点儿借口,他们马上组织联盟,发表宣言,救护宗庙。有前锋的知识分子,有后方的知识分子,都是难兄难弟。但两派都把对方看做唱高调的清客而自命为聪明人。凡是侥幸有些平民血统的人自认为光荣之极,笔下老是提到这一点。——他们全是牢骚满腹的布尔乔亚,竭力想把布尔乔亚因为自私自利而断送完了的权势恢复过来。但很少使徒能够把热心支持长久的。最初那运动使他们成了名,——恐怕还不是得力于他们的口才,——大为得意。以后他们继续干着,可没有先前的成功了,暗中又怕自己显得可笑。久而久之,这种顾虑渐渐占了上风,何况他们原是趣味高雅,遇事怀疑的人,自然要觉得他们的角色不容易扮演而感到厌倦了。他们等待风色和跟班们的颜色,以便抽身引退;因为他们受着这双重的束缚。新时代的伏尔泰与约瑟·特·曼德尔,虽然文字写得大胆,实际是畏首畏尾,非常胆小,唯恐②得罪了青年人,竭力要博取他们的欢心,把自己装得很年轻。不管在文学上是革命者或反革命者,他们总是战战兢兢的跟着他们早先倡导的文学潮流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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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典出希腊神话,参阅本书474页注。

②特·曼德尔为法国十八世纪宗教哲学家,提倡教皇至上主义,适与伏尔泰之排斥神权相反。此处举此二人代表左右两极端。

在这个布尔乔亚的先锋队中间,奥里维所遇到的最奇怪的典型是一个因为胆怯而变成革命分子的人。

那标本名叫比哀尔·加奈。出身是有钱的布尔乔亚,保守派的家庭,跟新思想完全无缘的;家里的人尽是些法官和公务员,以怨恨当局,跟政府闹别扭而丢官出名的;这批中间派的布尔乔亚,想讨好教会,很少思想,可是很会用思想。加奈莫名片妙的娶了一个有贵族姓氏的女人,思想不比他差,也不比他多。顽固,狭窄,落伍,老是苦闷而发牢骚的社会,终于使加奈气恼之极,——尤其因为太太又丑又可厌。他资质中等,头脑相当开通,倾向于自由思想,却不大明白它的内容:那在他的环境里是无法懂得的。他只知道周围没有自由,以为只要跑出去就可以找到了。但他不能独自走路:在外边才走了几步,就很高兴的和中学时代的朋友混在一起,其中颇有些醉心于工团主义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他觉得比在自己的社会里更不得劲,但不愿意承认:他总得有个地方混混,可惜找不到象他那种色彩(就是说没有色彩)的人。这一类的家伙在法兰西有的是。他们自惭形秽:不是躲起来,就是染上一种流行的政治色彩,或者同时染上好几种。

依着一般的习惯,加奈尤其和那些跟他差别最厉害的朋友接近。这个法国人,十足的布尔乔亚,十足的内地人气质,居然形影不离的跟一个青年犹太医生做伴。他叫做玛奴斯·埃曼,是个亡命的俄国人。象他许多同胞一样,他有双重的天才:一方面能够在别的国家象在本国一样的安居,一方面又觉得无论什么革命都配他的胃口:人家竟弄不清他对革命感到兴趣的,究竟是革命的手段呢还是革命的宗旨。他自己经历的和旁人经历的考验,为他都是一种消遣。他是真诚的革命党人,同时他的科学头脑使他把革命党人(连自己在内)看做一种精神病者。他一边观察,一边培养这精神病。由于兴高采烈的玩票作风和朝三暮四的思想,他专门找那些与自己对立的人来往。他和当权的要人,甚至和警察厅都有关系;东钻钻,西混混,那种令人品疑的好奇心使许多俄国革命家都象是骑墙派,有时他们弄假成真,的确变了骑墙派。那并不是欺骗而是轻浮,往往是没有利害计算的。不少干实际行动的人都把行动当作演戏,尽量施展他们的戏剧天才,象认真的演员一样,但随时预备改换角色。玛奴斯尽可能的忠于革命党人的角色;因为他天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又喜欢破坏他所侨居的国家的法律,所以这个角色对他最合式。可是归根结蒂,那不过是一个角色而已。人家从来分不清他的说话中间哪些是实在的,哪些是虚构的;结果连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了。

他人很聪明,喜欢讥讽,有的是犹太太与俄国人的细腻的心理,能一针见血的看出自己的跟别人的弱点而加以利用,所以他毫不费力就把加奈控制了。他觉得拿这个桑丘·潘沙拉入堂吉诃德式的队伍挺好玩。他老实不客气支配他,支①配他的意志,时间,金钱,——并不是放在自己口袋里(那他不需要,谁也不知道他靠什么过活的),——而是用来对他的主义作最不利的宣传。加奈听人摆布,硬要相信自己和玛奴斯一般思想。他明知道实际并不如此:那些思想是不合情理,使自己害怕的。他不喜欢平民。并且他不是勇敢的人。这个又高又大,身体魁梧,肥肥胖胖的汉子,小娃娃式的脸,胡子刹得精光,呼吸急促,说话甜蜜,浮夸,孩子气十足,长着一身大力士式的肌肉,还是很高明的拳击家,骨子里却是个最胆小的人。他在家属中间因为被认为捣乱分子而很得意,但看着朋友们的大胆暗中直打哆嗦。没有问题,这种寒颤的感觉并不讨厌,只要是闹着玩儿的。可是玩艺儿变得危险了。那些混蛋居然张牙舞爪的凶器来,野心越来越大,使加奈的自私心理,根深蒂固的地主观念,和布尔乔亚的怕事的脾气,都发急了。他不敢问:“你们要把我拉到哪儿去呢?”但他暗暗诅咒那般不管死活的人,一味要跟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也不问同时会不会砸破别人的脑袋。——可是谁强其他跟他们走呢?他不是可以引退的吗?但他没有勇气,他怕孤独,好比一个落在大人后面哭哭啼啼的孩子。他跟大多数人一样:没有一点儿意见,除非是不赞成一切过激的意见。一个人要独立,就非孤独不可;但有几个人熬得住孤独?便是在那些最有眼光的人里头,能有胆量排斥偏见,丢开同辈的人没法摆脱的某些假定的,又有几个?要那么办,等于在自己与别人之间筑起一道城墙。墙的这一边是孤零零的住在沙漠里的自由,墙的那一边是大批的群众。看到这情形,谁会迟疑呢?大家当然更喜欢挤在人堆里,象一群羊似的。气味虽然恶劣,可是很暖和。所以他们尽管心里有某种思想,也装做有某种思想(那对他们并不很难),其实根本不大知道自己想些什么!……希腊人有句古谚:“一个人先要了解自己”,但这般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人怎么办呢?在所有的集体信仰中,不问是宗教方面的或社会方面的,真正相信的人太少了,因为可称为“人”的人就不多。信仰是一种力,唯大智大勇的人才有。假定信仰是火种,人类是燃料;那末这火种所能燃烧的火把,一向不过是寥寥几根,而往往还是摇晃不定的。使徒,先知,耶稣,都怀疑过来的。其余的更只是些反光了,——除非精神上遇到某些亢旱的时节,从大火把上掉下来的火星才会把整个平原烧起来!随后大火熄灭了,残灰余烬底下只剩一些炭火的光。真正信仰基督的基督徒不过寥寥数百人。其余的都自以为信仰或者是愿意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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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塞万提斯名著《堂吉诃德》中的骑士迷堂吉诃德的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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