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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四)

约翰•克利斯托夫

作者:(法)罗曼•罗兰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8/12/04

他还有最大的苦闷不好意思说出来:特务使军官们互相猜忌,愚昧而凶恶的政客发些专横的命令,军队不得不干些卑鄙的警察工作,清理教堂,弹压罢工,被当权的政党——那些急进派的反对教会的小布尔乔亚——用来争权夺利,向全国的人民泄忿。这老非洲人也讨厌现在那个殖民地部队,大部分都是招的一批最要不得的分子,因为要满足别人的自私,——他们不愿意分担保卫"大法兰西",保护海外的法兰西的荣誉和危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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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陆军中的殖民地部队,主要是招募壮丁编成的,因普通人都不愿意到国外去当兵。

克利斯朵夫当然用不着参与这些法国人的争执:那跟他毫不相干;但他对这个老军官很表同情。不论自己对战争是怎么看法,他总认为一个军队应当造成兵士,就象苹果树应当结苹果一样,也认为把政客、美学家、社会学家移植到军中去的确是荒唐的。可是他始终不明白这个刚强的人怎么会这样的退让。一个人不去制服他的敌人,便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而一切比较有价值的法国人都是往后退的。——克利斯朵夫在军官的女儿身上也发见这种退让的精神,而且更令人感动。

她名字叫赛丽纳。细腻的头发梳得很讲究,把她的高爽的圆额角和尖尖的耳朵露在外面;脸很清瘦,下巴长得妩媚大方;美丽的黑眼睛神气很聪明,没有一点猜忌心,非常柔和,是那种近视的眼睛;鼻子稍微大了一些;上嘴唇角有颗小痣;沉静的笑容使她有点虚肿的下嘴唇怪可爱的望前突着。她天性仁厚,人也活泼,风雅,但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她很少看书,新出的作品是完全不知道的,从来不上戏院,不出去旅行,——(那是当年旅行太多的父亲讨厌的),——不参加上流社会的慈善事业,——(那是父亲批评得一文不值的),——绝对不想研究什么,——(父亲嘲笑那些博学的女子),——难得离开那个围在高墙里头的象口大井般的园子。她并不怎么烦闷,尽量的找些事消磨日子,快快活活的忍受她的命运。在她身上和她周围的气氛中间(女人到处都会无意识的创造自己的气氛),颇有夏邓画上的气息。那是一种和暖的静寂的境界,是面貌与态度之间的安详,迷迷忽忽的关切着例行工作;——也是家常生活中的诗意,对于每天按时按刻的思想与举动,始终那么深切的爱好;——还有布尔乔亚的那种平凡的恬静,奉公守法,诚实不欺,安静的工作,安静的娱乐,可是照旧富有诗意。大方,健全,清白,纯洁,象面包,象香草;一派的正直与善良。人物的和气,旧屋的和气,笑盈盈的心灵的和气……

克利斯朵夫对人的亲切与信赖也博得了她的信赖,做了她的好朋友;他们的谈话毫无拘束;她常常奇怪自己怎么会答复他某些问题;她对他说了许多对谁也没说过的事。

“那是因为你并不怕我的缘故,"克利斯朵夫跟她解释。“咱们没有谈恋爱的危险:咱们朋友太好了,不会走上这条路的。”

“你多好!"她笑着回答。

那种带着恋爱意味的友谊,最配一般暧昧的,喜欢玩弄感情的人的胃口,但对于性格健全的她,好象对于克利斯朵夫一样是可厌的。他们只是亲切的伴侣。

有一天他问她,有些下午她坐在园子里的凳上,膝上放着活计,几小时的呆着不动的时候做些什么。她红着脸分辩,说并没有几小时,不过偶尔有几分钟,"继续讲她的故事"罢了。

“什么故事?”

“自己编的故事。”

“你自己编的?噢!讲些给我听罢!”

她说他太好奇了。她只告诉他,她并不把自己做故事的主角。

那他可奇怪了:“既然编故事,那末替自己编些美丽的故事,想象一种更幸福的生活,不是挺自然的吗?”

“要是我这样做了,我会绝望的。”

她因为泄漏了一些秘密的心事,脸红了;接着她又说:“我在园子里吹到一阵风就很快活。园子仿佛有了生气。而且倘使那阵风强劲峭厉,从远地方吹来的话,它给你带来多少消息!”

克利斯朵夫在她矜持的态度之下,咂摸到一种凄凉哀怨的心绪,为她平时用快活的性情以及她明知是无聊的活动遮盖着的。为什么她不把自己解放出来呢?象她这样的人不是极配过一种活动的,有益的生活吗?——她推说父亲疼她,舍不得她离开。克利斯朵夫说她父亲精神饱满,不需要她支持,这种性格的男人很可以自个儿过活,没有权利把她牺牲。她可替父亲辩护,为了孝心而扯谎,说并非他强留她在家里,而是她不忍心离开他。——这句话有一部分也是实在的。对于她,对于她的父亲,对于一切她周围的人,仿佛现状得永远继续下去,决不能有所变更。她有一个哥哥,已经结了婚,认为她代替他侍奉父亲是极自然的。他自己也只关心孩子。他疼爱他们的程度是绝对不让他们自主。为他,尤其是为他的妻子,这种爱变成一种自愿的枷锁,束缚自己的生命,限制自己的活动:似乎有了孩子以后,个人的生活就完了,应当永远放弃自己的发展。那个活泼,聪明,年轻的男子,已经在计算退休之前还得做多少年工作。——这一般好人甘心情愿让家人父子的感情把自己的志气消磨净尽;而重视家庭的空气在法国是那么浓厚,简直教人喘不过气来,尤其因为家庭已经减缩到最小限度:除了父母以外,只有一二个孩子。所谓感情只是一种畏缩的,一把死抓的爱,好似一个吝啬鬼紧紧抓着手里的黄金一样。

一件使克利斯朵夫对赛丽纳更感兴趣的偶然的事,让他看到了法国人这种感情的狭窄,对于生活的畏缩,连自己分内的东西都不敢拿下来。

哀斯白闲有一个年纪小十岁的兄弟,也是工程师。象不少中产阶级的人一样,他一方面很希望研究艺术,一方面又怕影响他布尔乔亚的前途。其实这也算不了难题,现在多数的艺术家都把这问题解决了,并没冒什么危险。可是一个人总得有志愿,而这一点毅力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第一,他们先不敢肯定自己的志愿;而小康的生活慢慢的稳定之后,他们也就毫无反抗毫无声息的听其自然了。当然我们不责备他们,倘使本来可以成为安分守己的布尔乔亚,那自然不必做一个不入流的艺术家。不幸他们的幻灭往往在胸中留下一点愤懑的情绪: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在我身上死了!平时一①个人用所谓"达观"勉强把这种情绪遮盖着,但生活的确是给破坏了,直要到时间的磨蚀和新的烦恼把旧恨抹掉为止。这便是安特莱·哀斯白闲的情形。他很想从事于文学;但他的哥哥思想很固执,要他象自己一样投身于科学界。安特莱人很聪明,对于科学——或者文学——都还有中等的天分;他没有把握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可是的确有把握能成为一个布尔乔亚;于是他让步了,先是暂时的(大家该明白所谓暂时是什么意思)顺从了哥哥的意志,进了中央工程学校;考进去的名次不高,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从此他就干着工程师这一行,很认真,但毫无兴趣。当然,经过了这一番,他的一些艺术天分都丧失完了;所以他提到这事老带着自嘲自讽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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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系古罗马尼罗皇帝自杀前语。

“而且,"他说——(克利斯朵夫一听就听出奥里维的悲观气息),——"人生也不值得你为了错失一个前程而烦恼。多一个或少一个不高明的诗人有什么相干!”

弟兄俩很相爱;他们性格相同,可是很不投机。过去两人都是德莱弗斯党。但安特莱受了工团运动的吸引,是个反军国主义者;而哀里却是爱国主义者。

有时安特莱来看克利斯朵夫而不去探望他的哥哥,使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跟安特莱谈不到有什么好感。安特莱一开口只会怨天尤人,——那是够讨厌的了;同时他也不听克利斯朵夫说的话。因此克利斯朵夫老实表示他的访问是多余的;对方却并不介意,似乎根本没有发觉。终于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注意到客人靠在窗子上,一心一意的留神着楼下的花园而不大理会他的说话,才明白了这个谜。他当场揭穿了;安特莱也老实承认他是认识夏勃朗小姐的,他来看克利斯朵夫也的确是为了她。话一多,他又说出他们两人已经有长久的友谊,也许还不止是友谊。哀斯白闲一家跟少校他们是多年的旧交,一度非常亲密,后来为了政见而疏远了,从此不再往来。克利斯朵夫认为这是荒谬的。难道他们不能各有各的思想而继续相敬相爱吗?安特莱分辩说,他当然是胸襟宽大的,可是对于两三个问题他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跟他的相反,例如德莱弗斯事件。说到这儿,他就不讲理了。那是当时的风气。克利斯朵夫知道这种风气,也就不跟他争;但他追问这件事是不是没有完了的一天,或者他的恨意是不是要天长地久的保持下去,牵连到我们的曾孙玄孙。安特莱听着笑了;他不回答克利斯朵夫的问话,却转过话题来赞美赛丽纳·夏勃朗,指责那父亲的自私,说他不该把女儿为自己牺牲。

“要是你爱她而她也爱你的话,你为什么不娶她呢?"克利斯朵夫问。

于是安特莱抱怨赛丽纳是个教会派。克利斯朵夫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那是奉行宗教仪式,奴事上帝和上帝的僧侣。

“那对你有什么相干?”

“我不愿意我的妻子属于我以外的人。”

“怎么!你甚至对妻子的思想都忌妒吗?那末你比那个少校更自私了。”

“你这是唱高调。你自己会娶一个不喜欢音乐的太太吗,你?”

“我已经有过这经验了!”

“两人思想不同,怎么能一起过日子?”

“丢开你的思想罢!我可怜的朋友,一个人恋爱的时候,什么思想都不在乎的。要我所爱的女人象我一样的爱音乐,对我有什么作用?为我,她本身就是音乐!一个人象你一样有机会爱上一个姑娘而她也爱你的时候,那末让她相信她的,你相信你的。不是挺好吗?归根结蒂,你们俩的思想都同样的有价值。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就是相爱。”

“你这是说的诗人的话。你没看到人生。为了思想不同而痛苦的夫妇,我看得太多了。”

“那表示他们相爱不深。一个人先得知道自己究竟要些什么。”

“意志并不是万能的。我便是要跟夏勃朗小姐结婚也不能。”

“让我听听你的理由行不行?”

安特莱便说出他的顾虑:自己地位还没有稳固,没有财产,身体不好。他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权利结婚。那是多么重大的责任!……会不会造成你所爱的人的不幸?会不会使你自己痛苦?——何况将来还有儿女问题……最好还是等一等再说,——或者是根本放弃。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膀:“你的爱原来是这种方式的!如果她真有爱情,她一定很高兴为爱人鞠躬尽瘁。至于儿女,你们法国人真是可笑。你们要有把握使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不吃一点苦的时候,才肯把他们放到世界上来……见鬼!那跟你们有什么相干?你们只要给他们生命,使他们爱生命,有保卫生命的勇气就得了。其余的……他们活也罢,死也罢……那是各人的命运。难道放弃人生倒比碰碰人生的运气更好吗?”

克利斯朵夫这种健全的信心把安特莱感动了,可是不能使他下决心。他说:

“是的,也许……”

但他至此为止。象其余的人一样,他仿佛害上了不能有志愿不能有行动的软瘫病。

克利斯朵夫竭力想扫荡这种麻痹状态,那是他在大多数的法国朋友身上见到的;而奇怪的是他们尽管无精打采,却照旧不辞劳苦的,甚至于很兴奋的,忙着自己的工作。他在各个不同的中产社会里遇到的几乎全是牢骚满腹的人,厌恶秉政的当局跟他们腐败的思想,对于他们民族精神的受到污辱都觉得愤懑。而这并非个人的怨望,并非某些人或某个阶级被剥夺了政权与活动而发的牢骚,例如精力无处发泄的免职的公务员,或是躲在田庄上,象受伤的狮子般坐以待毙的贵族阶级的苦闷。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反抗,潜在的,深刻的,普遍的:在军队里,司法界里,大学里,办公室里,在政府的一切重要机构中间,到处都有这种情绪。可是他们毫无动作。他们先就灰心了,老说着:“无法可想,无法可想。”

于是他们战战兢兢的把自己的思想,谈话,回避着一切不愉快的事,努力在日常生活中找避难所。

要是他们仅仅脱离政治活动倒也罢了。但就在日常行动的范围里,那些老实人也都不愿意有所行动。他们含羞忍辱,跟他们瞧不起的坏蛋来往,避免和这批人斗争,认为是没用的。譬如说,克利斯朵夫所认识的那些艺术家,音乐家,为什么一声不出的让舆论界的小丑教训他们呢?其中有的是愚蠢无比的家伙,闹过多少大众皆知的,不学无术的笑话,而仍被认为大众皆知的权威。他们的文章跟书连写都不是自己写的;他们雇着书记;而那些可怜的饿鬼,为了衣食连出卖灵魂都愿意,倘使他们有灵魂的话。这种情形在巴黎是公开的秘密。可是坏蛋继续高高在上的统治着,傲慢不逊的对待艺术家。克利斯朵夫读到他们某些评论,简直气得直嚷:“噢!这股脓包!”

“你骂谁呀?"奥里维问。"老是骂节场上的那些鬼东西吗?”

“不,我是骂老实人。坏蛋们扯谎,抢劫,盗窃,凶杀:那是他们的本行。可是其余的人,一方面鄙薄坏蛋,一方面让坏蛋作恶的人,我更瞧不起。如果舆论界的同事,如果正直而有学问的批评家,如果被那些小丑戏弄的人,不是因为胆怯,因为怕连累自己,或是因为存着可耻的心和敌人默契,免得受到攻击,——如果不是为了这些理由而不声不响的纵容那些丑类,如果不让他们假借自己的名义与友谊做护身符,那末这种无耻的势力自然站不住的。无论什么事都是同样的毛病。我碰到过几十个正派的人,提到某个人的时候都说:‘他是个混账东西。'可是没有一个不称呼他'亲爱的同行',不跟他握手。他们都说:'这种人太多了!'——是的,奴颜婢膝的人太多了。懦弱的好人太多了。”

“唉!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自己去当警察呀!等什么?等老天来替你们处理吗?你瞧,这一回雪已经下了三天,把你们的街道壅塞了,把你们的巴黎弄成了一个泥洼。你们又干些什么?你们骂市政当局把你们丢在泥湫里。可是你们有没有试过想爬出来呢?真叫做天晓得!你们抱着胳膊发愣,连自扫门前雪的勇气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是尽责的,政府不尽政府的责任,私人不尽私人的责任:只互相推诿一阵了事。几百年君主制度的教育,养成了你们什么都不亲自动手的习惯,你们在等待奇迹出现之前,只会扯着脖子望着天。可是只有你们肯下决心行动,才是唯一可能的奇迹。你瞧,奥里维,你们的聪明跟品德尽够拿来转让给别人;可是你们缺少热血。第一应当由你来发动。你们的病既不在头脑,也不在心,而是在于你们的生机。它溜走了。”

“那有什么办法?得等它回来啊。”

“先要有志愿希望它回来!听见没有:要有志愿!为这一点,第一得吸收新鲜的空气。一个人既然不愿意走出家门,至少应当把他的屋子收拾干净。你们却是让节场上的乌烟瘴气把瘟疫带到家里来。你们的艺术跟思想三分之二被玷污了:你们却垂头丧气,连愤怒的情绪都鼓动不起来,差不多已经不以为奇了。这些荒唐的老实人中间,有几个吓坏了,甚至相信是自己错了,那般走江湖的倒是对的。你们《伊索》杂志的同人自命为不受任何事物的蒙蔽;我可在那儿碰到些可怜的青年,对于心里明明不喜欢的艺术,嘴上承认是喜欢的。他们因为象绵羊一般的懦弱,所以即使没有乐趣,也让自己麻醉了:结果他们在自骗自的情形之下烦闷得要死!”

克利斯朵夫象一阵风摇着酣睡的森林似的,又闯进那般游移不决的人堆里去。他并不想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他们,只给他们一些毅力,要他们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说:

“你们太谦卑了。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神经衰弱性的怀疑。宽容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但决不能怀疑你所信为善与真的东西。凡是你相信的,你都应当保护。不问我们的力量怎么样,切不可退让。在这个世界上,最渺小的人和最强大的人同样有一种责任。而且——(那是他不知道的)——他也有他的威势。别以为单枪骑马的反抗是白费的!敢肯定自己的信念就是一种力量。你们近年来已经看到好几个例子,政府和舆论都不得不顾虑到一个正人君子的意见来处理一件事情,而这正人君子的唯一的武器只有他那种精神的力量,百折不回的,公开向世人昭示的……

“如果你们问我,辛辛苦苦费这许多力量有什么用,奋斗有什么用……那末我告诉你们:——因为法兰西已经奄奄一息了——因为欧罗巴也奄奄一息了——因为我们的文明,人类以几千年的痛苦缔造起来的文明要崩溃了,要是我们不奋斗的话。国家遭了危险,欧罗巴这个大国遭了危险,——尤其是你们的,你们的法兰西小国,被你们的麻木不仁给扼杀了。它就死在你们每一股死去的精力中,死在你们每一缕隐忍的思想中,死在你们每一个人品弱的意志中,死在你们每一滴枯涸的血中……起来罢!应当生活!是的,要是你们非死不可,也得站起来死。”

最困难的还不在于要他们行动,而在于要他们共同行动。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绝对劝不醒的。他们互相抱怨。最优秀的人是最固执的。克利斯朵夫在自己那幢屋子里就看到这种例子。法列克斯·韦尔,工程师哀斯白闲,少校夏勃朗,三个人彼此都不声不响的抱着敌意。可是在不同的政党或不同的民族旗帜之下,他们所愿望的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韦尔先生和少校有许多地方可以意见相投。那个埋头书本,终年在思想中过生活的韦尔先生,原来对军事问题兴趣非常浓厚:这种古怪的情形在一般思想家是常有的。书生本色的老人崇拜着拿破仑,把凡是能令人回想到帝政时代那首史诗的纪念物和书籍,都搜罗在家里。韦尔象同时代的多少人一样,被那颗煊赫的太阳的遥远的光芒照得眼花了。他一一追溯当年的战役,把它们重新排演一番,研究行军的步骤;他是学士院与大学里的那一派室内战略家,不是解释奥斯特利茨一仗,便是纠正滑铁卢一役的错误。对于这种拿破仑迷,他第一个会诙谑百出的取笑;可是他仍不免为这些美妙的故事入迷,好比玩着游戏的小孩子。有些轶事甚至会使他流眼泪:他一发觉自己这样的动感情,便笑弯了腰,把自己叫做蠢老儿。其实,他的迷拿破仑并非为了爱国,乃是为了爱好奇妙的故事,爱好空中楼阁的活动。他的确是个爱国分子,比许多纯血种的法国人更爱法国。法国的反犹太主义者常常猜疑定居法国的犹太人,打击他们对法国的感情:这种行为简直愚蠢透了。一个家庭过了两三代以后,必然爱它居住的乡土;而犹太人除此以外还有特殊的理由,爱好这个在西方代表思想最前进最自由的民族。因为他们近百年来就在帮助这个民族望那个方向走,而所谓自由。一部分也是他们的成绩。所以看到什么封建势力威胁自由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保卫它。破坏归化法国的民族与法国之间的感情,——有一群该死的疯子就希望这样,——等于帮助自己的敌人。

夏勃朗少校便是这一类头脑不清的爱国主义者,受着报纸的恐吓,以为所有定居在法国的外国民族都是潜伏的敌人;而他们虽然天生的好客,也硬教自己猜疑,憎恨,否认自己的民族有兼收并蓄、同化外来民族的泱泱大国的气度。所以夏勃朗认为对于二层楼上的房客是不应当理睬的,尽管心里很愿意认识他。另一方面,韦尔先生也很高兴和军官谈谈;但他知道对方的那一套国家主义,也就有点儿瞧不起他。

克利斯朵夫比少校更少理由对韦尔先生感到兴趣。但他看着不公平的态度受不了。所以夏勃朗一攻击韦尔,他就跟他争辩。

有一天,少校照例叽叽咕咕的诅咒现状,克利斯朵夫和他说:“这得怪你们自己。你们全是望后退的。只要法国有什么事情不行,你们便逞着自己的脾气,吵吵嚷嚷的辞职了。仿佛你们把自己认输当做是有面子的。这样高兴打败仗的人,从来没见过。你是军人,请你告诉我,难道这能算一种作战的方式吗?”

“不是作战的问题,"少校回答。"我们不能拿法国做牺牲皮面互相厮杀。但在这一类的斗争里头,就得说话,辩论,投票,跟多少无赖的人混在一起:那我是办不到的。”

“你真是灰心透了!在非洲你不是见得多了吗?”

“非洲的玩艺儿哪有这些事情丑恶!在那边我们可以砍掉他们的脑袋!并且要战斗,先得有兵。在非洲我有我的狙击手。这儿我是孤掌难鸣。”

“可是好人并不少啊。”

“在哪儿?”

“到处都是。”

“那么他们在干什么?”

“跟你一样,他们一事不做,说是无法可想。”

“至少举出一个人来。”

“岂止一个,我随便就可以举出三个,而且都跟你住着一幢屋子。”

克利斯朵夫说出韦尔先生,——少校听了直嚷,——哀斯白闲夫妇,——他简直跳起来了:

“那个犹太人吗?那些德莱弗斯党吗?”

“德莱弗斯党?那有什么关系?”

“就是他们把法国断送了的。”

“他们跟你一样的爱法国。”

“要是真的,那末他们都是疯子,害人的疯子。”

“一个人不能对敌人公平一点吗?”

“跟那般明枪交战的,光明磊落的敌人,我当然能够。你瞧,现在我放在跟你这个德国人谈话。我看得起德国人,虽然心里很希们有朝一日能把我们吃的亏加利奉还他们。可是你说的那些内奸,情形就不同了:他们用的是暗箭,是不健全的观念,含有毒素的人道主义……”

“对啦,你的思想好比中世纪的武士第一次遇到炮弹一样。那有什么办法呢?战争在进化啊。”

“好吧。那末别扯谎,咱们就说这个是战争。”

“要是有个共同的敌人来威胁欧洲,难道你不跟德国人联盟吗?”

“那我们在中国已经实行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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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你向四下里瞧瞧罢!你的国家,所有我们的国家,在民族的英勇的理想主义上,不是都受到威胁吗?它们不是都给抓在政治冒险家跟思想冒险家的手里吗?对付这个共同的敌人,你们不是应该和你们的有气力的敌人携手吗?象你这样的人怎么会看不见事情的真相?你所谓的敌人,无非是些拥护一种跟你的理想不同的理想的人!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力!这是你不能否认的;在最近一次的斗争中,是你们对手方面的理想把你们打败了。与其为了反对那个理想而浪费你们的精力,干吗不把那个理想跟你们的放在一起,去对付一切理想的公敌,对付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对付侵蚀欧洲文明的蠹虫?”

“先得知道为了谁?为了促成我们敌人的胜利吗?”

“你们在非洲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你们打仗是为了一个王还是为了共和国。我看你们之中好多人都没想到什么共和国吧?”

“他们不管这些。”

“好吧!可是法兰西已经沾了光。你们的征战是为了它,也是为了你们。现在你们也得这样干!扩大战斗的阵营。别为了政治上或宗教上的细故而互相倾轧。那是些无聊的事。你们的民族是教会的代表也罢,是理性的代表也罢,都无关紧要。第一得教你们的民族活着!凡是能激发生机的都是好的。敌人只有一个,便是贪图享乐的自私自利,是它把生命的泉源吸干了,搅溷了。你们得把力量,光明,丰满的爱,牺牲的欢乐,尽量激发起来。永远不能教别人代庖。你们得自己来干,干,你们得联合起来!……”

他说着在钢琴上奏起《合唱交响乐》①中那段《降B调进行曲》的开头的几节。

“你知道,"他停下来说,"如果我是你们的音乐家,或是夏邦蒂哀或者勃吕诺,我要替你们把《公民执戈前驱》,《国②际歌》,《亨利四世万岁》,《神估法兰西》等等,一起放在一阕合唱交响曲里,——(你听,就象这种派头),……——我要替你们做一盘大杂烩塞在你们嘴里!那当然是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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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贝多芬作的《第九交响曲》。

②夏邦蒂哀与勃吕诺均为法国近代音乐家。

(也不见得比他们做的更怪);——可是我敢担保,你们吃下去肚子里会热腾腾的冒出火气来;你们非有所行动不可!”

他说着哈哈大笑。

少校也跟着他笑了:“你是个好汉,克拉夫脱先生。可惜你不是我们这一边的人!”

“怎么不是?到处是同一的战斗。咱们靠拢一些罢!”

少校表示同意;但也至此而已。于是克利斯朵夫拿出固执的脾气,把话题又转到韦尔先生与哀斯白闲夫妇身上。军官跟他一样的死心眼儿,翻来覆去都是反对犹太人和德莱弗斯党的那套老调。

克利斯朵夫因此很难过。奥里维和他说:“你别伤心,一个人不能一下子改变整个社会的思想的。那太理想了!可是你已经不知不觉的做了不少事了。”

“做了些什么?"克利斯朵夫问。

“你是克利斯朵夫。”

“这对别人有什么好处?”

“噢!很大的好处。亲爱的克利斯朵夫,你只要保持你的面目。别替我们操心。”

可是克利斯朵夫决不肯罢休。他继续跟夏勃朗少校争辩,有时很激烈。赛丽纳看了觉得好玩。她听他们谈话,静静的做着活儿,并不加入辩论,但她似乎快活了些,眼睛更有光彩,四周的天地也扩大了。她开始看书,比较的肯往外走动了,感到兴趣的事也多了些。有一天克利斯朵夫为了哀斯白闲跟她的父亲大开论战的时候,少校看见她微微笑着,便问她作何感想;她安详的回答:“我觉得克利斯朵夫先生是对的。”

少校不由得愣了一愣:“怎么!你也这样说?……好吧,不管谁是谁非,反正我们现在这样过得很好,不用看见这些人。可不是,孩子?”

“不,爸爸,有些人来往来往,我觉得是愉快的。”

少校不出声了,只装没听见女儿的话。他表面上不愿意露出来,其实对于克利斯朵夫给他的影响并不是毫无感受。他的狭窄的头脑和暴躁的性情还没压倒他的正直和豪侠的心肠。他喜欢克利斯朵夫,喜欢他的坦白与精神的健康,常常惋惜他是德国人。他虽然跟克利斯朵夫争得面红耳赤,却老是要找这种辩论的机会;克利斯朵夫的理由慢慢的在他心中发生作用了。他当然不肯承认。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发觉他躲躲闪闪的看着一本书。后来赛丽纳送克利斯朵夫出门的时候,说:“你知道他看的什么书吗?是韦尔先生的著作。”

克利斯朵夫听了很高兴。

“那末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畜生……'可是他舍不得把书丢下。”

克利斯朵夫下次看到少校的时候绝口不提那件事。倒是他先问:“怎么你不再拿你的犹太人来跟我麻烦了?”

“用不着了,"克利斯朵夫说。

“为什么?"少校声势汹汹的追问。

克利斯朵夫不回答他,一边笑一边走了。

奥里维说得不错。一个人对于别人的影响,决非靠言语完成,而是靠精神来完成的。有一般人能够用目光,举动,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一种恬静的,令人苏慰的气氛。克利斯朵夫所散布的是活泼泼的生命。它慢慢的,慢慢的,仿佛春天的一般暖气似的,透过死气沉沉的屋子,透过古老的墙壁和紧闭的窗子,使那些被多少年的痛苦,病弱,孤独,磨得枯萎憔悴,差不多已经死了的心再生。这是心灵对心灵的力量,感受的和施与的双方都不知道的。可是宇宙万物的生命就靠这种潮涨潮落的运动,而支配这运动的便是那神秘的吸引人的力量。

住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公寓的四层楼上的,便是上文提过的那个三十五岁的少妇,奚尔曼太太。她两年以前死了丈夫,一年以前又死了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她和婆婆住在一起,她们都不跟人往来。在整幢屋子的房客中间,和克利斯朵夫最生疏的便是她了。他们难得碰到,并且从来不搭讪。

她是个高大,清瘦,身腰相当好看的女人:深色的眼睛没有光彩,没有表情,有时射出一道黯淡的阴沉沉的火焰,照着她蜡黄的扁平脸和瘪陷的嘴巴。老奚尔曼太太是个虔婆,成天呆在教堂里。媳妇却一心一意想着自己的悲伤,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她周围放的全是亡女的遗物和照相等等;因为全神贯注着这些东西,她脑海里再也看不见孩子的形象;眼前那些死的形象把心中那个活的形象给毁掉了。她因为看不见孩子,便更固执的要看见孩子;她要想念她,要专心一意的想念她;结果是毫无办法。于是她冷冰冰的呆在那里,惘然若失,一滴眼泪都没有,生命枯涸了。宗教也无能为力。她奉行仪式,可并不爱宗教,因此也没有活泼泼的信仰;她在教堂里献捐,但不积极参加慈善事业;她所有的宗教都建筑在一个念头上,就是跟女儿再见。其余的都对她不相干。上帝?她跟上帝有什么关系?要能再见女儿才行呢!……但这一点就毫无把握。她只是心里要这么相信,固执的,拚命的要相信;但老是怀疑着……她最受不了看到别人的孩子,心里想:“为什么这些孩子倒没有死?”

街坊上有个小姑娘,身段举动都象她死了的女儿。一朝瞧见她拖着小辫子的背影,她就浑身发抖,跟在后面;看到孩子回过头来而明明不是她的女儿的时候,她真想把她勒死。她抱怨哀斯白闲家的孩子在上一层楼吵闹;她们已经被父母管教得很安静了,但只要在屋子里迈着小步走几下,她立刻打发仆人上去要求静默。克利斯朵夫有一回带着那些小姑娘从外边回来碰到她,被她瞧孩子的那副凶狠的目光吓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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