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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部(三)

约翰•克利斯托夫

作者:(法)罗曼•罗兰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8/12/04

好古怪的民族!大家说他变化无常,他的性格可一点没有变。在中世纪哥特式的塑像上,奥里维敏锐的目光还能辨认出今日各行省的一切特征;正如在格鲁哀或杜蒙斯蒂哀的画笔下,他能认出现代交际社会或知识分子的疲倦而带点讥讽意味的面貌,在勒拿①画上看出北部各州省的工人和农民的精神与明亮的目光。昔日的思想依旧在今日的心灵中流动。巴斯加的精神也依旧存在,不独于深思虔敬之士为然,即在庸碌的中产者或工团运动的革命党心中也有痕迹可寻。高乃依与拉辛的作品对于民众始终是活的艺术;巴黎的一个小店员,会觉得路易十四时代的悲剧,比托尔斯泰的小说或易卜生的戏剧对他更接近。中世纪的歌,法国传说中的特里斯坦,对现代法国人的关系,比瓦格纳的《特里斯坦》更密切。十六世纪以来在法国花坛中不断开放的思想之花,不管怎么庞杂,究竟都是亲属,而且跟周围的别的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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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格鲁哀为十五至十六世纪法国宫廷画家;杜蒙斯蒂哀为十六至十七世纪时的宫廷画家。勒拿三兄弟为十六至十七世纪时名画家。

克利斯朵夫对法国的认识太肤浅了,捉摸不到它持久不变的面目。他在这个富丽的景色中最觉得奇怪的,是土地的四分五裂。正如奥里维所说的,各有各的园地;每一方园地都用墙壁,篱垣,以及种种的栅栏,和旁的园地分隔着。充起极也不过偶尔有些公共的草原和树林,或者河这一边的居民不得不比对岸的居民彼此挤得紧一些。各人都关在自己家里;而这种不可侵犯的个人主义,经过了几世纪的毗邻生活以后,非但没减退,反而更强了,克利斯朵夫心里想:

“噢!他们这批人多孤独!”

以孤独而论,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屋子可以说是一个典型,那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规矩老实,不怕辛苦的小法兰西,可是在它各个不同的分子中间毫无联系。一所摇摇欲坠的六层楼的老屋子,地板在脚底下格格的响,天花板已经被蛀坏了,雨水直打进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顶楼,使他们不得不找些工人来把屋顶胡乱修葺一下:克利斯朵夫听他们在头顶上工作,谈话。其中有一个使他觉得又好玩又讨厌:他一刻不停的自言自语,自个儿笑着,唱着,说些野话,傻话,一边不断的跟自己说话,一边不断的工作;他每做一件事总得在嘴里报告出来:“还得敲一只钉呢。我的工具到哪儿去了?好吧,我敲了。敲了两只。还得再敲一下!嘿,朋友,那不是行了吗?……”

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先静了一会,听着,随后又大声的打着唿哨,碰到曲子轻快流畅的段落,他重重的敲着锤子,在屋顶上打拍子。克利斯朵夫大怒之行,爬上凳子,从顶楼的天窗里伸出头去想骂他。可是一看见他趴在屋脊上,嘴里满衔着钉,嘻开着那张年轻老实的脸,克利斯朵夫不由得笑了出来,那工人也限着笑了。克利斯朵夫忘了怨恨,开始跟他搭讪。临了,他记起爬上窗来的动机,便说:

“啊!我问你:我弹琴不会妨害你吗?”

他回答说不,但要求他别挑太慢的曲子弹,因为他跟着音乐的节拍,慢的曲子会耽误他的工作。他们象好朋友一般的分别了。克利斯朵夫六个月内和整幢屋子里的邻居说的话,还不及他一刻钟内跟这工匠谈的多。

每层楼上有两个公寓,一个是三间屋的,一个是两间屋的,根本没有仆人住的下房:每个家庭都自己动手,只有住在底层和二楼的是例外,他们的屋子也是由两个公寓合起来的。

跟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同样住在六楼上的邻居是一个姓高尔乃伊的神甫,年纪四十左右,非常博学,思想很开通,胸襟很宽广,原来在一所大修院里教丝经,最近为了思想太新而受到罗马的处分。他接受了处分,虽然心里并没真正的屈服;他不出一声,既不想反抗,也不愿意听人家的劝告,把主张公布;他躲在一边,宁可坐视自己的思想崩溃而不肯把事情张扬出去。对于这一类隐忍的反抗者,克利斯朵夫是不能了解的。他想跟他谈话,但那教士客客气气的,冷冰冰的,绝对不提到他最关切的问题,他的傲气使他把自己活埋了。

下面一层,正好在两个朋友的公寓底下,住着一户人家;男的是工程师,叫做哀里·哀斯白闲,夫妇俩有两个七岁至十岁之间的女儿。他们都是优秀的可爱的人,老关在自己家里,尤其因为处境艰难而羞于见人。年轻的太太不辞劳苦的工作,但常常为了清寒而心里屈辱;她宁愿加倍的劳苦,只要不让人知道他们的窘况。这又是克利斯朵夫不容易领会的一种心情。他们是新教徒,法国东部出身。几年以前夫妇俩卷入了德莱弗斯事件的大风潮;为了这件案子,他们激动得差点儿发狂,正象七年中间无数如醉若狂的法国人一样。他①们为之牺牲了安宁,地位,社会关系,把多少亲切的友谊都斩断了,自己的身体也差不多完全搞坏了。他们几个月的不能睡觉,不能饮食,翻来覆去的讨论着同样的论点,象疯子一样的固执。他们互相刺激,情绪越来越激昂:虽然胆小,怕闹笑话,却照旧参加示威运动,在会场上发言;回到家中,两人都恍恍惚惚的心儿乱跳;夜里他们俩一起哭了。为了战斗,他们把热情与兴致消耗完了,等到胜利来到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劲再去体会胜利的快乐,没有精力再去应付生活。当初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洁,以致后来的胜利比起他们所梦想的果实竟是近乎讽刺了。他们那么方正,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所以早先所崇拜的英雄们此刻在政治上讨价还价,使他们感到悲苦的幻灭。他们一向以为斗争中的伴侣都是激于义愤,主张正义的,——可是一朝把敌人打倒了,他们立刻扑过去抢赃物,夺政权,争荣誉,争位置,也轮到他们来把正义踩在脚下了!只有极少数的人依旧忠于他们的信仰,始终贫穷,孤独,被所有的党派遗弃,同时他们也丢开所有的党派,无声无臭的退隐在一边,让悲哀与忧郁把他们磨着,对什么都不存希望,对人类厌恶到极点,对生活厌倦到极点。工程师哀斯白闲和他的妻子便是这一类的战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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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莱弗斯事件前后经过七年方始结束。

他们在屋子里没有一点儿声音,怕打搅邻人,尤其因为他们时常被邻人打搅,而为了傲岂不愿意声张。克利斯朵夫看到两个女孩子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快活劲儿老是受到压制,觉得可怜。他是喜欢孩子的,在楼梯上一碰见她们就表示种种的亲热。女孩子们最初有些胆小,不久也跟克利斯朵夫混熟了,他永远有些笑话讲给她们听,或者分些糖果给她们吃。她们在父母面前提其他;他们先也并不领情;可是这个常常把钢琴声和砰砰訇訇搬动家具的声音惹他们厌烦的邻居,——(因为克利斯朵夫在房里透不过气来,老象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大熊一般踱来踱去),——凭着那副坦白的神气慢慢的把他们征服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却不容易投机。克利斯朵夫的带点村野的态度,有时使哀里·哀斯白闲为之骇然。工程师很不愿意放弃朴素的矜持,但对于一个眼神那么恳切,心情那么快活的人也没法抗拒。克利斯朵夫不时从邻人嘴里逼出几句心腹话。哀斯白闲兴趣很广,做事很有勇气,可是意志消沉,性情忧郁,处处隐忍。他有毅力担受艰苦的生活,可没有毅力改变生活。这种情形仿佛是他特意要证实自己的悲观主义。有人请他上巴西去担任一个工厂的经理,报酬很好,他可拒绝了,因为怕那边的气候损害家人的健康。

“那末为什么不把他们留在这儿,你自个儿去替他们挣笔家业呢?"克利斯朵夫说。

“把他们留在这儿!"工程师嚷道。"可见你是没有孩子的人。”

“倘使我有孩子,我还是一样的想法。”

“我才不呢!……而且要远离乡土!噢!我宁可在这儿吃苦的。”

克利斯朵夫觉得大家挨在一块儿受罪才算爱乡土、爱家属,未免古怪。可是奥里维很了解,他说:“你想想罢!冒着举目无亲,远离骨肉,客死他乡的危险!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可怕的?何况生命这样的短促,忙忙碌碌真是何苦呢!……”

“难道一个人非永远想到死不可吗?"克利斯朵夫耸耸肩回答。"而且便是死了,也是为自己所爱的人求幸福死的,那岂不胜于束手待毙吗?”

同一层楼上,在五楼那个小一些的公寓里,住着一个电器工人,叫做奥贝。——他的不跟邻居往来可不是他的过失。这个从平民阶级中跳出来的人物,决不愿意再回到平民阶级中去。小个子,带着病容,脑门的模样长得狠巴巴的,眼睛上面横着一条皱裥,目光很有精神,直勾勾的瞧起人来象螺旋一样尖锐;淡黄色的短髭,有点讥讽意味的嘴巴,语调很低,声音象蒙着什么似的;脖子里裹着围巾,因为喉咙老是不舒服,再加上整天抽烟的刺激;行动急躁,颇有害肺病的人的脾气。他自高自大,喜欢挖苦,嘲弄,满肚皮的牢骚,骨子里却兴致很好,浮夸,天真,时时刻刻受着人生的愚弄。他是一个布尔乔亚的私生子,从来没见过父,亲,而抚养他的母亲又是个教人没法尊敬的女人:他从小就看到无数凄惨的,下流的事,学过各种手艺,跑过法国许多地方。他千辛万苦的自修:历史,哲学,颓废派的诗,可以说无书不读;戏剧,画展,音乐会,时下的潮流可以说无所不知。他对于文学和布尔乔亚思想崇拜得不得了,简直是入了迷。他脑子里都是大革命初迫使中产阶级如醉若狂的那些模糊而热烈的观念:相信理智是永远不会错的,进步是无穷尽的,——古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相信幸福不久就会来的,科学是万能的,相信人即是神,而法兰西又是人类的先锋。他反对教会,认为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旧教——都顽固守旧,所有的教士都天生是进步的敌人。社会主义,个人主义,排外主义,在他头脑里冲突不已。他精神上是人道主义者,皮质上是专制主义者,事实上是无政府主义者。生性高傲,他知道自己缺少教育,所以说话非常谨慎,尽量吸收别人的话,但不愿意请教人家,以为有伤尊严。然而不论他多么聪明伶俐,聪明伶俐究竟不能完全补足他教育的缺陷。他一心想写作:象许多从来没下过功夫的法国人一样,文字倒颇有风格,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不幸思想很模糊。他把苦心孤诣写成的东西拿一部分给一个他崇拜的名记者看,被取笑了一场。经过这次羞辱以后,他对谁都不再提他的工作了,但仍继续写作:因为他需要发泄,并且那是他引为骄傲而快乐的事。他对自己一文不值的哲学思想和文章很满意,以为写得极有力量。至于挺有意思的现实生活的记载,他倒并不重视。他自命为哲学家,想写些社会剧和宣传思想的小说。凡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都被他毫不费力的解决了。他到处能发见新大陆,过后又发觉那些新大陆早已由前人发见了,便大失所望,心中很气,几乎要抱怨人家给他上当。他爱慕光荣,抱着一腔牺牲的热忱,因为不知道怎么应用而痛苦。他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大文豪,厕身于作家之林,以为一个人有了作家的声望等于超凡入圣一样。可是他虽然需要对自己抱着种种幻想,他把事情看得很明白,知道自己毫无希望。他至少想生活在布尔乔亚思想的气氛中;远望之下,那气氛是非常光明的。这种无邪的愿望害了他,使他觉得为了地位关系不得不跟工人们来往真是难堪极了。既然他竭力想接近的中产社会对他闭门不纳,结果他便一个人都不来往。因为这个缘故,克利斯朵夫毫不费事就跟他接近了,并且还得赶快回避:要不然奥贝呆在克利斯朵夫屋子里的时间,会比呆在他自己屋里的时间还要多。他能找到一个艺术家谈谈音乐和戏剧,真是太高兴了。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克利斯朵夫并不感到同样的兴趣:他更喜欢跟一个平民谈谈平民的事。那可是奥贝不愿意谈而且是完全隔膜了的。

一层一层的往下去,克利斯朵夫和邻居的关系自然越来越疏远。要他能踏进四楼的公寓,简直需要靠一种神奇的魔术才行。——四楼的一边住着两个女人,给年深月久的丧事磨得懵懵懂懂了。三十五岁的奚尔曼太太;死了丈夫和女儿之后,跟她年老而虔诚的脾气杜门不出的住在一起。——四楼的另一边住着一个神秘的人物,看不出准确的年纪,大概有五六十岁,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他头发都秃了,胡子保养得很好,手长得很细巧,说话很温和,举止大方。人家叫他做华德莱先生,说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党,外国人,但说不清是俄罗斯人还是比利时人。其实他是法国北方人,早已不是什么革命党,但还保存着过去的声名。参加过一八七一年的暴动,判了死刑,不知怎么逃过了,他十多年来走遍了欧洲。在巴黎骚动的时期和以后,在亡命的时期和回来以后,在从前的同志而现在握了政权的人中,在所有的革命党派中,他看到不知多少的丑事,便退出党派,心平气和的守着他清白的、可是一无用处的信念。他书看得很多,也写些带点煽动性的书,领导着——(据人家说)——印度和远东那一带的无政府运动,从事于世界革命,也从事于同样含有世界性而意义比较温和的研究工作:他要创造一种为普及音乐教育用的新的世界语。他跟公寓里的人都不来往,遇到了仅仅是挺有礼貌的招呼一下。他对克利斯朵夫倒肯说几句他记载音乐的新方法。但这是克利斯朵夫最不感兴趣的:用什么符号来表示思想,他认为无足重轻;不管是哪一种语言,他都能运用。那位学者可毫不放松,又温和又固执的解释自己的学说;至于他其余的事,克利斯朵夫一点都没法知道。所以在楼梯上碰见他的时候,他只注意那老跟着他的女孩子:她长着淡黄头发,黄眼睛,苍白的脸,血色很不好,侧影很难看,身体很娇,病容满面,没有多大表情。他跟大家一样以为她是华德莱的女儿,其实是个孤儿,父母都是工人阶级;华德莱在她四五岁时父母染疫双亡之后把她抱养过来的。他对一般贫苦的儿童喜爱到极点,那简直是他的一种神秘的温情,象梵桑·特·保尔①的一样。因为不信任一切官办的慈善机关,也明白一般慈善团体的内容,所以他的救济事业是独自做的,瞒着别人,觉得另有一种愉快。他学了医,预备帮助人家。有一天他进到街坊上一个工人家里,看见有人病着,便给他们医治;他原来有些医药常识,此后更设法补充。看到儿童受苦在他是最受不了的。等到他替这些可怜的小生命解除了疾苦,瘦削的脸上重新浮起苍白的笑容,他才愉快极了,心都化开了。这是他尘世的天堂,而平时受他照顾的人给他的麻烦,他也忘了;因为他们难得感激他。门房的女人看到多少肮脏的脚踏上楼梯,常常气恼之极,说些尖刻的抱怨的话。房东对于这些穷苦工人——在他眼中就等于无政府党——的进进出出很不放心,对华德莱啧有烦言。他想搬家,又舍不得:他有些小地方很古怪,脾气又温和又固执,竟不把人家的话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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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梵桑·特·保尔为十七世纪时圣者,以救济孤儿著称于史。

克利斯朵夫因为喜欢那女孩子,才得到华德莱一点信任。对孩子的爱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点。克利斯朵夫每次遇到那小姑娘,心里总不舒服,觉得她的相貌跟萨皮纳的小女儿有些相象。萨皮纳不但是他初恋的对象,她那个昙花一现的影子,那种幽静的风度,至今还藏在他心里。所以他很关切这个从来不跑不跳,脸色惨白的女孩子:她不大有声音,也没有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老是孤零零的,静悄悄的,玩些没有动作没有声响的游戏,拿着个玩具的娃娃或一块木头之类,嘴唇轻轻的动着,自己编些故事。她对人又亲热又冷淡,有点儿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但她的义父并没觉察,只知道一味的爱她。其实这种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便是在我们亲生的儿女身上也不免。克利斯朵夫想把工程师的两个女孩子介绍给她。但哀斯白闲与华德莱双方都客客气气的,坚决的,谢绝了。这些家伙似乎非活埋自己,各自关在笼里不可。充其量,他们只能勉强相助;但各人心中还怕人家疑心是他自己要人帮忙;并且双方的自尊心和困难的境况都不相上下,所以谁也不愿意先有表示。

三楼上的大公寓差不多永远空着。房东把它留作自用,可是从来不住的。他以前是个商人,等到财产挣到了预定的数目,就把业务结束了。一年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不在巴黎;冬天在东南海滨的一个旅馆里避冬,夏天在诺曼底一个海水浴场上避暑,靠利息过日子,不花什么大钱,光看着别人的奢华也就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同时也象那些奢华的人一样过着空虚无益的生活。

贴邻那个较小的公寓是租给没有孩子的亚诺夫妇的。丈夫年纪在四十至四十五岁之间,当着中学教员,整天忙着上课,温课,抄写,腾不出时间来写他的博士论文,终于放弃①了。比他年轻十岁的妻子,人很和气,极度的怕羞。两人都很聪明,博学,夫妻感情很好;可是他们一个熟人都没有,从来不出去走走:丈夫是为的太忙,妻子是为的太闲。但她是个贤德的女人,竭力压着愁闷,尽量找事做,不是看书,就是替丈夫预备笔记,誊清笔记,补衣服,做自己的衣服帽子。她很想不时去看看戏;可是亚诺没有兴趣:晚上他太累了。于是她也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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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制度,大学毕业生欲得博士学位,尽可于就业后几年中提出。

他们俩最大的乐趣是音乐。那是他们极喜欢的。他不会弹琴,她会弹而不敢弹;她要是在人前演奏,哪怕在丈夫面前,也会象初学的小姑娘。但便是这么一点儿对他们已经足够了。格路克,莫扎特,贝多芬,都是他们的朋友;那些音乐家的生气,他们连细枝小节都知道,非常同情他们的痛苦。还有一块儿看些美妙的书也是一桩乐事。但现代的文学作品中,这一类的好东西太少了:作家对于一般不能替他们增加声名、金钱、快乐的读者是不放在心上的;而这批在社会上不露面的谦卑的群众,就从来不写什么文章,只知道不声不响的爱好。这道艺术的光,在那些老实与虔敬的心中差不多有种神圣的意味,足以使他们过着和起的,相当快乐的生活,虽然有些悲哀,——(那也并不冲突),——虽然非常孤独,而且也受过人生的伤害。他们俩的人品都远过于他们的地位。亚诺先生气有思想,但既没空闲,也没勇气把它写下来。发表文章或出书都是太麻烦了,犯不上的,那完全是不必要的虚荣。他认为和他敬爱的思想家相形之下,自己太渺小了。他太爱好美妙的艺术品,不愿意再去"制造艺术",觉得这种志愿狂妄可笑。他以为自己的职务是推广艺术品的流传,所以只管把他的思想灌输给学生:将来他们会写出书来的,——当然不会提到他罗。——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舍得买书。穷人总是最慷慨的:他们自己掏出钱来买,有钱的人却以为不能白到手书是有失面子的事。亚诺为了买书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了:这是他的弱点,他的癖。他为之很不好意思,常常瞒着太太。可是她并不埋怨,她也会这样作的。——夫妇俩老是有些美妙的计划,预备积一笔款子去游历意大利,——那可永远是梦想了,他们也很明白,笑自己不会积蓄。亚诺很知足,觉得有这样一个心爱的妻子,再加自己勤劳的生活与内心的喜悦也就够了;难道对她会不够吗?——她说:是的,够了。她可不敢说出来,要是丈夫有点名片,使她沾些光,把她的生活给照耀一下,让她有些舒服的享受,岂不更好!内心的欢乐固然很美,但外面的光彩也能给你很大的喜悦……然而她一声不出,因为胆小;并且她知道即使他想求名,也没有把握:现在已经太晚了!……他们更遗憾的是没有孩子。这一点,两人也藏在肚里不说,倒反因之更相爱,似乎这一对可怜的人互相要求原谅。亚诺太太心极好,非常殷勤,很乐意和哀斯白闲太太来往,可是不敢:因为人家没有表示。至于结识克利斯朵夫,那是夫妇俩求之不得的:他遥远的乐声早已把他们听得入了迷。但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首先发动,以为那是太唐突了。

住二楼公寓的是法列克斯·韦尔夫妇。这一对有钱的犹太人,无儿无女,一年倒有六个月住在巴黎乡下。虽然他们在这儿住了二十年——(这完全是住惯的缘故,因为他们很容易找一个跟他们的财富更相称的屋子),——却老是象过路的外方人,从来不跟邻居交谈一句话,人家关于他们的事也不比他们第一天搬来的时候知道得更多。这一点可不能成为不受批评的理由。正是相反:他们不讨人喜欢;当然他们也绝对不想讨人喜欢。其实他们的为人倒值得人家多知道一些:夫妇俩都是好人,而且绝顶聪明。六十岁左右的丈夫是一个亚述考古学家,为了中亚细亚的发掘享有盛名;象许多犹太人一样,他头脑开通,兴趣极广,决不以自己的专门学问为限;他平时注意着无数的事:美术,社会问题,一切现代思想界的运动。可是这些都控制不了他的精神,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学问都有意思,可没有为了任何一门入迷。他很聪明,太聪明了,太不受拘束了:这一只手建造起来的东西,老是预备用另一只手毁掉;因为他建设得很多,又有事业,又有理论,的确是精力过人。由于习惯,由于精神上需要活动,所以他虽不信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用处,依旧不声不响的,极有耐性的,在学问方面下苦功。不幸他生在有钱的人家,没机会认识为生存而斗争的意义;并且自从他在近东做了几年发掘工作而感到厌倦之后,就没有接受任何公家的职位。但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以外,他还是头脑很清楚的关切当前的问题,关切一些实际而立刻可以实行的社会改革,法国学校教育的改善等等。他宣传思想,倡导潮流,推动那些大规模的文化机构,可是不久他就厌倦了。好几次,人家根据他的论点而发起了一个运动,他却极尽尖刻的批评这个运动,使那般受他鼓动的人大为惊骇。他并非故意如此,而是天性使然;他生来是神经质的,喜欢挖苦的,锐利无匹的目光一看到人物和事情的可笑就忍俊不禁。既然世界上连最好的事,最好的人,在某一角度上看或是在放大镜下看,也难免有可笑的地方,他的嘲弄的心情也就不容易抑制了。这种脾气当然不能帮助他结交朋友。他心里却极想给人家一点好处,事实上也这么做;人家并不感激他;便是受到恩惠的人,因为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显得可笑,也不能原谅他。他不能多见人,否则就没法爱他们了。他不是愤世嫉俗的人,也没有那种自信可以当愤世嫉俗的角色。他一方面取笑社会,一方面在社会面前觉得胆小,同时心里还不敢断定社会一定是错的,自己一定是对的。他避免显得和别人过分的不同,竭力想教自己的态度与表面上的见解跟别人一样,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的要批判他们,对一切夸大的,不自然的现象感觉得太清楚了,而且又不会隐藏他厌恶的心理。第一,他对犹太人的可笑,感觉特别灵敏,因为对他们认识更清楚;其次,虽然他胸襟旷达,不承认种族的界限,但别个种族的人往往用这个界限来限制他。——同时,不管行事如何,他和这个基督教的思想界也格格不入。为了这许多原因,他孤傲自处,只管埋头工作,深深的爱着他的妻子。

最糟的是连这位妻子都免不了受他讽刺。她是一个贤德的女人,喜欢活动,愿意帮助人家,老在那里做着慈善事业;性格远没有丈夫的复杂,极有意志,极有责任观念,——这观念虽有些顽固,抽象,可是标准很高。没有孩子,没有什么称心如意的事,没有热烈的爱情:她相当凄凉的一生全部建筑在道德信仰上,这信仰其实只是需要信仰的意志促成的。丈夫善于讥讽的天性,自然把她信仰中间自骗自的成分觑破了,不由得要拿她开玩笑。他的个性是许多矛盾混合起来的。他对责任所抱的观念,标准也不亚于他妻子的,同时又铁面无情的需要分析,批评,不受蒙蔽,把她的道德信仰一起起的支解。殊不知这种行为是毁掉了妻子的立足点,消磨了她的勇气。当他发觉的时候,他比她更痛苦;可是祸已经闯下了。虽然如此,他们俩依旧相爱,工作,行善。但妻子的冷淡尊严的态度,不比丈夫喜欢讽刺的脾气更得人心;既然两人都很高傲,不肯宣布自己做的善事,也不肯宣布行善的意愿,大家就把他们的老成持重认为淡漠无情,把他们的孤独认为自私自利。而他们愈觉得别人对他们抱着这种观念,便愈不愿意设法去破除这观念,犹太人多半是粗鄙冒失的;相反,这对夫妇却为了过于持重——骨子里是藏着许多高傲的成分——而吃了亏。

比小花园高出几个石级的底下一层,住着一个退职的炮兵军官夏勃朗少校,以前是属于殖民地部队的。这个还年轻而强壮的军人,在苏丹和马达加斯加有过光荣的战绩,不知怎么突然把一切都丢了,住到这儿来,再也不提军队二字,整天翻着花坛,吹着笛子,——可是技巧永远没有进步,——骂骂政治,把他疼爱的女儿埋怨几句。她是个三十岁的女子,不十分美,但很可爱,很孝顺,为了侍奉父亲而没有出嫁。克利斯朵夫起窗眺望的时候,常常看见他们,当然是更注意那个女儿。她下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不是缝东西,便是胡思乱想,或是收拾园子,高高兴兴的和一天到晚叽咕的父亲做伴。她用着安静清脆的声音,和善的语气,回答他的抱怨。他却老是在小径上迈着细步走来走去;过了一会,他进去了;她便坐在园子里的凳上,几小时的缝着东西,既不动弹,也不说话,脸上堆着一副渺渺茫茫的笑容。而那一无所事的军官,在屋子里拚命吹着那支刺耳的长笛,或是为了变化一下,笨拙的按着那架上气不接下气的风琴,呜啊呜的,教克利斯朵夫时而好笑,时而气恼,——看日子而定。

所有这些人物,各管各的住在这座花园紧闭的屋子里,吹不到一丝外界的风。唯有克利斯朵夫,因为需要发泄感情,也因为生命力太丰满了,用他那种又明察又盲目的同情心包裹着他们,他们可不知道。他不了解他们,也没法了解。他不象奥里维能洞察人的心理。但他爱着他们,自然而然的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地位上。由于神秘的电流作用,他渐渐在心头感觉到,那些咫尺天涯的心灵有些什么暧昧的意识,体会到那个居丧的妇人的痛苦的麻痹状态,知道那教士,犹太人,工程师,革命党人,为了高傲而把思想藏在心里;他眼见信仰与温情的黯淡而柔和的火焰,无声无息的在亚诺夫妇心中烧着,平民出身的工匠天真的想望着光明,军官抑捺着反抗的心,做些毫无结果的事;还有那坐在紫丁香下出神的少女,他也领会到她乐天安命的恬静。但能够参透这些心灵的无声的音乐的,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人;他们是听不见的,各人都给自己的悲哀与幻梦淹没了。

可是大家都在那里工作:怀疑派的老学者,悲观的工程师,教士,无政府主义者,不管是骄傲的或是灰心的人,全都工作着。屋顶上更有那泥水匠在唱歌。

屋子周围,克利斯朵夫在最优秀的人中也发见同样的精神上的孤独,——即使在结成团体的时候也是如此。

奥里维把他常常发表文字的一份小杂志介绍给克利斯朵夫。它的名字叫做《伊索》,借用蒙丹的一段话作为它的箴言:

“人家把伊索和别的两个奴隶一起送到市场上去卖。买主先问第一个能做些什么:他为了卖弄,把自己的本领说得夭花乱坠;问到第二个,也是一样的回答,甚至还胜过前者。轮到伊索的时候,他回答:——我什么都不会,这两位已经把所有的事做完了;他们是无所不能的。”

这纯粹是对蒙丹所谓"以知识骄人的自夸自大之徒"的“无耻"下一针砭。《伊索》同人中自称为怀疑派的,其实比别人抱着更深刻的信仰。但在群众眼里,这个讽刺的面具当然没有多大吸引力,反而把人弄糊涂了。你要群众跟着你走,非跟他讲些简单,明了,有力,肯定的教条不可。刚强有力的谎言,就比贫血的真理更能讨群众喜欢。至于怀疑主义,只有在骨子里藏着极粗浅的自然主义或是基督教的偶像崇拜的时候,才能使他们惬意。所以这份《伊索》杂志的傲慢的怀疑主义只能适应一小部分的人,因为只有这批少数人士才领会到他们坚毅的精神。但这股力量是完全不参加行动的。

他们可不顾虑这些。法国愈民主化,它的思想,艺术,科学,似乎愈贵族化。科学躲在术语后面,躲在它的殿堂里头,比十八世纪时更难接近了,除了对那些已经入门的人。艺术,——至少是尊重自己而尊重美的那种,——也是一样的对人深闭固拒,瞧不起群众。便是对于行动比对于美更关切的作家,重视道德思想甚于美学观念的文人,也有种没法形容的贵族气息。他们似乎要把内心的火焰保持纯洁,而不是把这火焰传递给别人;他们仿佛不求自己的思想得胜,而只求证实。

可是这等作家里头也有从事大众艺术的。在最真诚的人中,有些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含有破坏性的思想,——那种遥远的未来的真理,也许在一百年或二千年后是有益的,但目前只能折磨心灵,灼伤心灵;另外一批却写些沉痛的,或是挖苦的戏剧,没有幻象的,非常悲惨的。克利斯朵夫读过之后,觉得原来想把自己的痛苦忘掉几小时而来的观众,结果得到这样悒郁不欢的消遣,真是太可怜了。

“你们拿这个给大众吗?"他问:“那才是把他们活埋呢!”

“放心,"奥里维回答。"大众不会来的。”

“他们这才对啦!你们简直发疯,难道要把他们生活的勇气统统拿走吗?”

“为什么?让大众象我们一样知道事物的悲惨面,而仍旧打起精神来尽他们的责任,不是应当的吗?”

“打起精神?我不信。毫无乐趣却是一定的了。而一个人生活的乐趣给拿走以后,他也差不多完了。”

“有什么办法?我们总不能把真理歪曲。”

“可是也不能对所有的人把真理统统说出来。”

“这个话竟是你说的吗?你是永远求真理,自命为受真理甚于一切的人!”

“是的,为我,还有为那些相当坚强而受得了的人,的确应当给他们真理。但对于另一些人,那简直是残忍,是胡闹。现在我看清楚了,我在本国的时候从来没想到。德国人不象你们这样的闹真理病:他们把生活看得太重,谨慎小心的只看着他们愿意看的事。你们不是这样,所以我喜欢你们:你们是勇敢的,直捷爽快的,可是不近人情。你们自以为发掘出一项真理的时候,就得把它摔到社会上去,不问它会不会闯祸。你们倘若把自己的幸福为了爱真理而牺牲,我没有话说,我很敬重你们。但是为了爱真理而牺牲别人的幸福,那可不行!那太霸道了。应当爱真理甚于爱己,可是应当爱别人甚于爱真理。”

“难道因此就应当对别人扯谎吗?”

克利斯朵夫用歌德的几句话回答:

“凡是最高的真理,我们只能挑出能使社会得益的一部分来说。其余的,我们只能藏在心里;好象一颗隐蔽的太阳有种柔和的光晕似的它们会在我们所有的行动上放出光彩。”

但这些顾虑不大能打动法国作家的心。他们不问手里的弓射出去的是“思想还是死亡”,或是两者都有。他们缺少爱。一个法国人有了思想,就硬要旁人接受。没有思想,他也同样要人接受。眼见做不到了,他便不愿意再有所行动。这是那般优秀人士不大管政治的主要原因。有信仰也罢,没信仰也罢,各人都深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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