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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部(三)

约翰•克利斯托夫

作者:(法)罗曼•罗兰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8/12/03

在某一个时期内,一般政客只想统治物质——财产,——他们差不多不干涉精神方面的事,因为那是不能变成货币的。而那些优秀的人也不理会政治;不是政治高攀不上他们,就是他们高攀不上政治;在法国,政治被认为工商业的一支,生利的,可是不大正当的;所以知识分子瞧不起政客,政客也瞧不起知识分子。——可是近来政客和一般腐败的知识阶级始而接近,终于勾结了。一个簇新的势力登了台,自称为对思想界有绝对的支配权:那便是些自由思想家。他们和另一批统治者勾结起来,而这另一批统治者也认为他们是专制政治的完美的工具。他们主要的目的不在于打倒教会,而在于代替教会,事实上他们已经组成一个自由思想的教会,和旧有的教会一样有经典,有仪式,有洗礼,有初领圣餐,有宗教婚礼,有地方主教会议,有全国主教会议,甚至也有罗马的总主教会议。这些成千累万的可怜虫非成群结队就不能"自由的思想",岂非可笑之尤!而他们所谓的思想自由,其实是假理智之名禁止别人的思想自由:因为他们的信仰理智,有如旧教徒的信仰圣处女,全没想到理智本身并不比圣处女更有意义,而理智真正的根源是在别处。旧教教会有无数的僧侣与会社,潜伏在民族的血管里散布毒素,把一切跟它竞争的生机都加以杀害。现在这反旧教的教会也有它的死党,有虔诚的告密者,每天从法国各地缮成秘密报告送到巴黎总会,由总会详细登记。共和政府暗中鼓励这些自由思想的信徒做间谍工作,使军队,大学,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充满着恐怖;政府可不觉得他们表面上似乎为它出力,暗地里却在慢慢的篡夺它的地位,而政府也渐渐走上"无神论的神权政治"这条路,不比巴拉圭的那些耶稣会政权更值得羡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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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拉圭于一六○七至一七六七年间曾受基督旧教中的耶稣会派统治。

克利斯朵夫在罗孙家见过这一派的教会中人。他们都是一个比一个疯狂的拜物教徒。目前,他们因为把基督从神座上摔了下来而大为高兴。打烂了几个木偶,他们便以为已经摧毁了宗教。还有一般人,把圣女贞德和她童贞女的旗帜从旧教手里夺过来,把圣女贞德独占了。新教会中一个教士,和旧教会的信徒作战的将军,发表了一篇反教会的,颂扬古高卢民族领袖范尔生依多利克斯的演说,同时一般自由思想的人给这位平民英雄立了一座像,认为他是法兰西对抗罗马(罗马教会)的第一人。海军部长为了整肃舰队,欺骗旧教②徒,把一条巡洋舰命名为"欧纳斯德·勒南"。另外一批自③由思想家则努力于净化艺术的工作。他们把十七世纪的古典文学加以消毒,不许有上帝这个名词亵渎拉封丹的《寓言》。便是在古代音乐里,他们也不许有神的名字存在。克利斯朵夫听见一个老年的急进党员——(歌德说过:老年人而做急进党员是疯癫之尤。)——因为人家胆敢在一个通俗音乐会里排入贝多芬颂扬宗教的歌而大为愤慨,一定要人家把辞句更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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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范尔生依多利克斯(公元前72年—公元46年)为高卢族反抗凯撒大帝的领袖。此处言"法兰西对抗罗马(罗马教会)",乃作者有意讽刺当时的反教会派牵强附会。文中所言立像,乃指一九○三年立于法国南方格莱蒙—法朗城之范尔生依多利克斯塑像。

③勒南早年为诚信的旧教徒,后研究哲学而不信宗教,著有《耶稣传》,认为耶稣只是一个非常的人。

还有一般更急进的分子,要求把一切宗教音乐和教授宗教音乐的学校加以取缔。一个在当时那群不懂艺术的人中被认为鉴赏力极高的美术司长,竭力解释说,对于音乐家至少得教以音乐,因为"你派一个兵到军营里去的时候,你总得逐步逐步教他如何用枪,如何放射。年轻的作曲家的情形也是一样,脑子里装满了思想,可是没法安排"。然而这种解释是白费的:他对于自己的勇气也有点吃惊,所以每一句都得附带声明:“我是一个老自由思想家""我是一个老共和党人",才敢接下去宣称:“我不问班尔葛兰西的作品是歌剧是弥撒祭乐;只问是不是人类艺术的产物。"——但对方用着专断的逻辑回答这个"老自由思想家""老共和党人"说:“音乐有两种:一种是在教堂里唱的,一种是在教堂以外唱的。”前者是理智与国家的仇敌;为了国家的利益,非取缔不可。

要是这些混蛋后面没有一般真有价值而和他们一样——或许更甚——狂热的理智信徒做后盾,那么他们还不过是可笑而不致有多大危险。托尔斯泰曾经提到控制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传染病一般的影响",这种"荒谬的影响,人们只有在摆脱之后才会发见它的疯狂,在受它控制的时期内始终认为千真万确,简直毋庸讨论"。例如对于郁金香的风魔,①相信巫祝,误入歧途的文学风平等等。——理智的宗教也是这种疯狂之一。而且从愚蠢的到有知识的,从众议院的兽医到大学里最优秀的思想家,全染上了这种疯狂。而大学教授的入迷比愚夫愚妇的入迷更危险:因为这种风魔在没有知识的人还容易和一种愚妄的乐天气息相混,从而减少风魔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生命力可是被疯狂束缚住了,同时,偏激的悲观主义又使他们明白天性和理智是根本抵触的东西,所以更热烈的支持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正义",抽象的"真理",跟恶劣的天性斗争。这种态度骨子里就是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的理想主义,就是那个古老的信念,以为②人类的邪恶是不可救药的,只能够、也应当由受到理智感应的,——就是得到神灵启示的——选民,凭着他们的高傲来消灭那种邪恶。那真是地道的法国人中的一种,代表聪明而不近人情的法国人。他象块石子,象铁一般硬,什么都钻不进去;而他碰到什么就砸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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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郁金香自十六世纪末流入欧洲后,种植郁金香成为民间极普遍的一种癖好。

②扬山尼派为十七世纪旧教中的一个小宗派,盛行于法国,根据荷兰扬山尼主教人性本恶之学说,倡为一种极严格的道德及神学宗派。

克利斯朵夫在亚希·罗孙家和这一类疯狂的理论家一谈之下,完全给搅糊涂了。他对于法国的观念也动摇了。他依着流行的见解,以为法国人是个冷静的,容易相处的,宽容的,爱自由的民族。不料他发见了一批狂人,没头没脑的死抓着抽象的观念和逻辑,为了自己的任何一套三段论法,老是预备把别人作牺牲品。他们嘴里一刻不停的说着自由,可是没有人比他们更不懂自由,更受不了自由的。无论哪里,你找不到比他们更冷酷更残暴的专制脾气,而这种专制纯粹是为了理智方面的风魔,或者是为了要表示自己永远是对的。

一个党派如此,所有的党派无不如此。只要越出了他们政治的或宗教的钦定程式,越出了他们的国家或省分,越出了他们的团体和他们狭隘的头脑,那就不管是在这方面的还是在那方面的,他们便一律不愿意看见。有一般反对犹太人的,痛恨一切有钱人的人,因为恨犹太人,就把自己所恨的人都叫做犹太人。有些国家主义者恨——(逢到他们心地慈悲的时候是瞧不起)——一切别的国家,便在本国之内把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统称为外国人,叛徒,卖国贼。有些反对新教的人,相信所有的新教徒都是英国人或德国人,恨不得把他们一起逐出法国。有些西方人,对于莱茵河以东的,无论什么都要排斥;有些北方人,对于卢瓦尔河以南的,无论什么都表示唾弃;有些南方人,认为卢瓦尔河以北的都是野蛮的;还有以属于日耳曼族为荣的,以属于高卢族为荣的;而一切的疯子中最疯的,还有那些"罗马人",以他们祖先的败北为荣;还有布勒塔尼人,洛林人,……总而言之,各人只承认自己的一套,"自己"简直是个贵族的头衔,绝对不答应别人跟自己不一样。对于这种民族是无法可想的:你跟他们讲什么理,他们都不理会;他们天生是要烧死别人,或是被别人烧死的。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这样一个民族幸亏采用了共和政体,使那些小型的暴君可以你消灭我,我消灭你。可是其中要有一个做了王的话,恐怕谁也没有多少空气可以呼吸了。

他不知道凡是多议论的民族自有一种德性来救他们,——就是矛盾。

法国的政客就是这样。他们的专制主义被无政府主义冲淡了;他们永远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是他们在左边靠思想界的偏激狂作依傍,那末在右边一定靠思想界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依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玩票式的社会主义者,猎取权位的小政客,他们在仗没有打胜以前决不参加作战,可是追随在"自由思想"的队伍后面,每逢它打了一次胜仗,便一起骑在打败的人的遗骸上面。拥护理智的人并非为了理智而努力……"理智啊,这不是为了你"……乃是为那些国际化的渔利主义者;而他们兴高采烈的践踏本国的传统,摧毁一种信仰,也并非为了要代以另一种信仰,而是要把他们自己填补上去。

在此,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了吕西安·雷维—葛。他得悉吕西安是社会党员的时候并不怎么惊奇,只想到社会主义一定是有了成功的希望,吕西安才会加入社会党。他可不知道吕西安神通广大,在敌党中同样受到优待,并且跟反自由色彩、甚至反犹太色彩最浓的政客与艺术家结为朋友。

“你怎么能容留这等人物在团体里的?"克利斯朵夫问亚希·罗孙。

罗孙回答说:“噢!他多有才干!而且他为我们工作,他毁坏旧世界。”

“不错,他是在毁坏,"克利斯朵夫说。"他毁坏得那么厉害,我不知道你们将来用什么来建设。你有把握留下的梁木足够建造你们的新屋子吗?蛀虫已经钻进你们的建筑工场了。”

然而社会主义的蛀虫不止吕西安一个。社会党的报纸上充满着这些小文人,这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家伙,装点门面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所有的进身之阶都霸占了。他们拦着别人的路,在号称民众喉舌的报纸上,长篇累牍的宣传他们那套颓废的风雅论调,以及"为生存的斗争"。他们有了位置还不够,还得有荣誉。急急忙忙赶造起来的雕像,颂赞石膏天才的演说,其数量之多超过任何一个时代。一般以捧场为业的人,按其举行公宴来祝贺自己党派中的伟人,不是祝贺他们的工作,乃是祝贺他们的受勋:因为这才是他们最感动的。美学家,超人,外侨,社会党的阁员,都一致同意,受到拿破仑创立的勋位是应该庆贺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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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一般的勋位均称荣誉团勋位,创始于拿破仑。

罗孙看到克利斯朵夫的诧异不由得笑开了。他并不以为这个德国人把他党里的人批评得过于苛刻。他自己和他们单独相处时也毫不客气。他们的胡闹与狡猾,他比谁都明白;但他照旧支持他们,因为要他们支持自己。他私下固然会用着轻蔑的辞句谈论民众,一登讲坛却立刻变了一个人。他提高了嗓子,逼尖着声音,带点儿鼻音,每个字都咬得清楚有力,很庄严的,一忽儿用颤音,一忽儿哶哶的象羊叫,做着大开大阖,有点抖动的手势,象翅膀一样:活脱是个第一流的戏子。

克利斯朵夫想弄个明白,罗孙对他的社会主义究竟相信到什么程度,显而易见,骨子里他是完全不信,他怀疑主义的气息太重了。但他有一部分的思想是相信的;虽然他明知不过是一部分——(并且还不是顶重要的一部分),——他可把自己的生活与行为都根据了这一点来安排,因为这样对他更方便,这信仰不但跟他的实际利益有关,并且牵涉到他生存的兴趣,生存与行动的意义。他的相信社会主义是把它当作一种国教的。——大多数的人都是过的这种生活。他们的生命不是放在宗教信仰上,就是放在道德信仰上,或是社会信仰上,或是纯粹实际的信仰上,——(信仰他们的行业,工作,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其实他们都不相信。可是他们不愿意知道自己不相信:为了生活,他们需要有这种表面上的信仰,需要有这种每个人都是教士的公认的宗教。

罗孙还不是顶要不得的一个。党里头拿社会主义或急进主义作工具的人不知有多少!——简直说不上是为了野心,因为他们的野心也是目光太短,只限于立刻捞钱和重行当选。那些人仿佛真相信有个新社会似的。也许他们从前是相信的;但事实上他们只扒在垂死的社会身上,靠它来养活自己。短视的机会主义替享乐的虚无主义当差。未来的社会福利,为了眼前的自私而被牺牲了。因为要博取选民的欢心,人们把军队肢解了,还恨不得把国家都瓜分了。他们所缺少的决不是聪明:大家很知道应该怎么做,可是因为太费力而不去做。人人都想以事半功倍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上上下下的道德信条都是一样:花最少限度的气力博取最大限度的快乐。这种不道德的道德,便是政治混乱的社会中唯一的纲领。政府的领袖们做出无政府的榜样,政策是乱七八糟的,同时追求着十几只兔子,结果是一只一只的放弃了:外交部在主战,陆军部在高唱和起,还为了肃军而破坏军队,海军部长挑拨兵工厂工人,军事教官宣传非战论,此外是一般业余性质的军官,业余性质的推事,业余性质的革命党员,业余性质的爱国分子。政治风纪是普遍的解体了。人人希望国家给他们职位,养老金,勋位;国家也的确不忘记敷衍它的顾客,把大家眼红的荣誉和差事赠送当权的人的儿子们,侄子们,侄孙们,奴仆们。议员投票表决增加自己的俸给。国库,职位,头衔,国家所有的资源都被挥霍滥用了。——上面既然有了这种榜样,下面就象凄厉的回声一般发生许多怠工的现象:小学教员教人反叛国家,邮局职员焚烧电信,工人把砂土和金刚砂放在机器的齿轮里,造船所工人捣毁造船所,焚烧船舶,工人大规模的破坏自己工作的成绩,——不是损害有钱的人,而根本是损害社会的财富。

最后,一般优秀的知识阶级认为一个民族这样的自杀于法于理均无不合,因为人类爱怎样追求幸福就可怎样追求,那是他神圣的权利。一种病态的人道主义把善与恶的区别给取消了,认为罪犯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是神圣的",应该加以怜悯;它对罪恶完全表示妥协,把社会交给它摆布。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

“法国是被自由灌醉了。它发了一阵酒疯之后,不省人事的昏了过去。将来醒过来的时候,恐怕它已经给关在牢里了。”

对于这种笼络群众的政治,克利斯朵夫最气恼的是,那些最可恶的强暴的手段,竟是一般胸无定见的人很冷静的干出来的。他们那种游移不定的性格,和他们所做的或允许人家做的粗暴的行为,实在太不相称了。他们身上似乎有两种矛盾的原素:一方面是惶惑无主的性格,对什么都不信;一方面是喜欢推敲的理智,什么话都不愿意听而把人生搅得天翻地覆。克利斯朵夫不懂那些心平气和的布尔乔亚,那些旧教徒,那些军官,怎么受尽了政客的欺侮而不把他们摔出窗外。既然克利斯朵夫什么都不能藏在肚里,罗孙便很容易猜到他的思想。他笑着说:

“当然,要是碰到了你跟我,他们的确是要被摔出去的。可是跟他们,决没有这个危险。那都是些可怜虫,没有勇气下什么决心,唯一的本领只有回骂几句。那些智力衰退的贵族,在俱乐部里混得糊里糊涂了,只会向美国人或犹太人卖俏,并且为了表示时髦,对于人家在小说和戏剧中给他们扮的那种可耻的角色,觉得挺有意思,还要把侮辱他们的人请去做上宾。至于容易生气的布尔乔亚,他们什么书都不读,什么都不懂,不愿意懂,只会起白地把一切批评得一文不值,话说得很尖刻,实际上一点儿效果都没有,——他们只有一宗热情:就是躺在钱袋上睡觉,痛恨扰乱他们好梦的人,甚至也痛恨那些作工的人;因为呼呼睡熟的时候有人动作,当然是打搅他们的!……如果你认得了这一般人,你就会觉得我们是值得同情的了……”

然而克利斯朵夫对这些人那些人同样的不胜厌恶;他不承认因为被虐待的人卑鄙,所以虐待人家的人的卑鄙就可以得到原谅。他在史丹芬家时常遇到那种有钱的,无精打采的,正如罗孙所形容的布尔乔亚:

……愁容惨淡的灵魂,

没有毁谤,也没有赞扬……

罗孙和他的朋友们不但十拿九稳的知道自己能支配这些人,并且十拿九稳的觉得自己尽有权利对他们为所欲为:这理由克利斯朵夫是太明白了。罗孙他们并不缺少统治的工具。成千成万没有意志的公务员,闭着眼睛由着他们指挥。谄媚逢迎的风气;徒有其名的共和国;社会党的报纸看到别国的君主来访问就大为得意;奴才的精神,一见头衔、金线、勋章,就五体投地:要笼络他们,只消丢一根骨头给他们咬咬,或是给他们几个勋章挂挂就得了。要是有个王肯答应把法国人全部封为贵族,法国所有的公民都会变成保王党的。

政客们的机会很好。一七八九年以来的三个政体:第一个被消灭了;第二个被废黜了,或被认为可疑;第三个志得意满的睡熟了。至于此刻方在兴起的第四个政府,带着又①②嫉妒又威胁的神气,也不难加以利用。衰微的共和政府对付它,就跟衰微的罗马帝国对付它无力驱逐的野蛮部落一样,用着招抚改编的方法,而不久他们也变了现政府最好的看家狗。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布尔乔亚阁员,很狡猾的把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勾引过来,加以并吞,把无产阶级党派弄成群龙无首,没有领袖的局面,自己则吸取平民的新血液,再把布尔乔亚的意识灌输给平民算做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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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七八九年以后的三个政体,指第一共和(即大革命以后的,17921804年),第二共和(即路易—菲力气下台以后,18481852年),及第三共和(普法战争以后,18709月起直至二次大战被德国侵入为止)。

②此所谓第四个政权,暗指工人及平民阶级的抬头。

在布尔乔亚并吞平民的许多方式中,最妙的一种是那些平民大学。那是"无所不通"的知识杂货铺。据课程纲要所载,平民大学所教的"包括各部门的知识,物理方面的,生物方面的,社会学方面的:天文学,宇宙学,人类学,人种学,生理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地理学,语言学,美学,论理学,……"花样之多,便是毕克·特·拉·弥朗台尔那样的头脑也装不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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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的毕克·特·拉·弥朗台尔(14631494)为历史上有名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博学家。

当然,平民大学初办的时候的确有一种真诚的理想,有个伟大的愿望,想把真、美、善普及大众;现在某些平民大学也还存着这个理想。工人们作了一天工之后,跑来挤在闷塞的讲堂里,表示他们求知的渴望胜过了疲劳:这是何等动人的景象。但人们又怎样的利用他们!除了少数聪明而有人性的真正的使徒,用意极好而不善于应付的善良的心以外,多多少少全是一般愚妄的,饶舌的,玩手段的家伙,没有读者的作家,没有听众的演说家,教授,牧师,钢琴家,批评家,拿自己的出品把民众淹没了。各人都在推销自己的货物。最能叫座的自然是那些卖膏药的,那些玄学大师,搬出许许多多老生常谈,末了再归结到一个社会的天堂。

极端贵族的唯美主义,例如颓废派的版画,诗歌,音乐,也在平民大学里找到了出路。大家希望平民对思想界发生一些返老还童的作用,促成民族的新生。可是人们一开头先把布尔乔亚所有雕琢纤巧的玩艺儿,象疫苗似的种在平民的血里!而平民也不胜贪馋的吸收进去,并非为了喜欢,而是因为那些都是布尔乔亚的东西。克利斯朵夫有一次跟着罗孙太太到一所平民大学去,在迦勃里哀·福莱的美妙的歌和贝多芬晚期的一阕四重奏之间,听她对着平民弹奏德彪西。他自己对贝多芬晚年的作品还是经过了许多年,趣味与思想起了许多变化方始了解的;这时他不禁怀着怜悯的心问一个邻座的人:“你懂得这个吗?”

那位邻人立刻把脖子一挺,象一只发怒的公鸡似的,回答说:“当然!干吗我就不能象你一样的了解?”

为了证明他的了解,他更用着挑战的神气望着克利斯朵夫,哼着一段赋格曲。

克利斯朵夫吃了一惊,赶紧溜了,心里想这些畜牲竟把民族的生机都毒害了;哪里还有什么平民!

“你才是平民!"一个工人对一个想创办平民戏院的热心人说。"我吗,我可是跟你一样的布尔乔亚!”

一个幽美的黄昏,软绵绵的天空罩在黑洞洞的都城上面,象一张强烈的色彩已经黯淡的东方地毯。克利斯朵夫沿着河滨大道从圣母院望安伐里特宫走去。夜色苍茫中,大寺上面的两座钟楼仿佛摩西在战争中高举的手臂。小圣堂顶上的金箭,带着神圣的荆棘,高耸在万家屋舍之上。对岸,卢佛宫①的窗子在夕照中闪出最后的微光,还显得有点儿生气。安伐里特广场的尽头,在威严的壕沟与围墙后面,在气概非凡的空地上,阴沉的金色穹窿高悬在那里,仿佛一阕交响曲,纪念那些年代久远的胜利。高岗上的凯旋门,象英雄进行曲似的,替帝国军团的行列开路。

克利斯朵夫忽然觉得这些很象一个已经死了的巨人,在平原上伸展着巨大的四肢。他心惊肉跳,停了下来,怅然望着这些奇大无比的化石,想起那个已经绝迹的,地球上曾经听见过它脚声的传奇式的种族,——安伐里特的穹窿好比它的冠冕,卢佛的宫殿好比它的腰带,大寺顶上无数的手臂似乎想抓握青天,拿破仑凯旋门的两只威武的脚踏着世界,而如今只有一些侏儒在它的脚跟底下熙熙攘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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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哥特式建筑的教堂,正面钟楼上往往有下粗上细的极长的八角形柱作结顶,末梢则为箭形。而八角形的长柱四周饰有树叶与枝条等作为装饰,此处称神圣的荆棘,乃言此种树叶枝条之装饰象征基督荆冠上之荆棘。小圣堂在今巴黎法院侧,建于十三世纪,与巴黎圣母院相距不远。

克利斯朵夫虽然自己不求名,却也在高恩和古耶带他去的巴黎交际场中有了点小名片。他的奇特的相貌,——老是跟他两位朋友之中的一个在新戏初演的晚上和音乐会中出现,——极有个性的那种丑陋,人品与服装的可笑,举止的粗鲁,笨拙,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怪论,琢磨得不够的,可是方面很广很结实的聪明,再加高恩把他和警察冲突而亡命法国的经过到处宣传,说得象小说一样,使他在这个国际旅馆的大客厅中,在这一堆巴黎名流中,成为那般无事忙的人注目的对象。只要他沉默寡言,冷眼旁观,听着人家,在没有弄清楚以前不表示意见,只要他的作品和他真正的思想不给人知道,他是可以得到人家相当的好感的。他没法待在德国是法国人挺高兴的事。特别是克利斯朵夫对于德国音乐的过激的批评,使法国音乐家大为感动,仿佛那是对他们法国音乐家表示敬意。——(其实他的批判是几年以前的,多半的意见现在已经改变了:那是他从前在一份德国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被高恩把其中的怪论加意渲染而逢人便说的。)——大家觉得克利斯朵夫很有意思,并不妨碍别人,又不抢谁的位置。只要他愿意,他马上可以成为文艺小***里的大人物。他只要不写作品,或是尽量少写,尤岂不要让人听到他的作品,而只吸收一些古耶和古耶一流的人的思想。他们都信守着一句有名的箴言,当然是略微修正了一下:

“我的杯子并不大;……可是我……在别人的杯子里喝。”

一个坚强的性格,它的光芒特别能吸引青年,因为青年是只斤斤于感觉而不喜欢行动的。克利斯朵夫周围就不少这等人:普通都是些有闲的青年,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没有生存的意义,怕工作,怕孤独,永远埋在安乐椅里,出了咖啡馆,就得上戏院,想尽方法不要回家,免得面对面看到自己。他们跑来,坐定了,几个钟点的瞎扯,尽说些无聊的话,结果把自己搅得胃胀,恶心,又象饱闷,又象饥饿,对那些谈话觉得讨厌极了,同时又需要继续下去。他们包围着克利斯朵夫,有如歌德身边的哈叭狗,也有如"等待机会的幼虫",想抓住一颗灵魂,使自己不至于跟生命完全脱节。

换了一个爱虚荣的糊涂蛋,受到这些寄生虫式的小喽罗捧场也许会很喜欢。可是克利斯朵夫不愿意做人家的偶像。并且这些崇拜的的人自作聪明,把他的行为看做含有古怪的用意,什么勒南派,尼采派,神秘派,两性派等等,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大为气愤。他把他们一起撵走了。他的性格不是做被动的角色的。他一切都以行动为目标:为了了解而观察,为了行动而了解。他摆脱了成见,什么都想知道,在音乐方面研究别的国家别的时代的一切思想的形式和表情的方法。只要他认为是真实的,他都拿下来。他所研究的法国艺术家都是心思灵巧的发明新形式的人,殚精竭虑,继续不断的做着发明工作,却把自己的发明丢在半路上。克利斯朵夫的作风可大不相同:他的努力并不在于创造新的音乐语言,而在于把音乐语言说得更有力量。他不求新奇,只求自己坚强。这种富于热情的刚毅的精神,和法国人细腻而讲中庸之道的天才恰好相反。他瞧不起为风格而求风格。法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在他眼里不过是高等的巧匠。在巴黎最完美的诗人中间,有一个曾经立过一张"当代法国诗坛的工作表,详列各人的货物,出起或薪饷";上面写的有"水晶烛台,东方绸帛,金质纪念章,古铜纪念章,有钱的寡妇用的花边,上色的塑像,印花的珐琅……",同时指出哪一件是哪一个同业的出品。他替自己的写照是"蹲在广大的文艺工场的一隅,缀补着古代的地毯,或擦着久无用处的古枪"。——把艺术家看作只求技术完满的良工巧匠的观念,不能说不美,但不能使克利斯朵夫满足。他一方面承认他职业的尊严,但对于这种尊严所掩饰的贫弱的生活非常瞧不起。他不能想象一个人能为写作而写作。他不能徒托空言而要言之有物。

“我说的是事实,你说的是空话……”

克利斯朵夫有个时期只管把新天地中的一切尽量吸收,然后精神突然活跃起来,觉得需要创作了。他和巴黎的格格不入,对他的个性有种刺激的作用,使他的力量加增了好几倍。在胸中泛滥的热情非表现出来不可,各式各种的热情都同样迫切的要求发泄。他得锻炼一些作品,把充塞心头的爱与恨一起灌注在内;还有意志,还有舍弃,一切在他内心相击相撞而具有同等生存权利的妖魔,都得给它们一条出路。他写好一件作品把某一股热情苏解,——(有时他竟没有耐性完成作品),——又立刻被另外一股相反的热情卷了去。但这矛盾不过是表面的:虽然他时时刻刻在变化,精神是始终如一。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走向同一个目标的不同的路。他的灵魂好比一座山:他取着所有的山道爬上去;有的是浓荫掩蔽,迂回曲折的;有的是烈日当空,陡峭险峻的;结果都走向那高踞山巅的神明。爱,憎,意志,舍弃,人类一切的力兴奋到了极点之后,就和"永恒"接近了,交融了。所谓"永恒"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不论是教徒,是无神论者,是无处不见生命的人,是处处否定生命的人,是怀疑一切,怀疑生亦怀疑死的人,——或者同时具有这些矛盾象克利斯朵夫一般的人。所有的矛盾都在永恒的""中间融和了。克利斯朵夫所认为重要的,是在自己心中和别人心中唤醒这个力,是抱薪投火,燃起"永恒"的烈焰。在这妖艳的巴黎的黑夜中,一朵巨大的火花已经在他心头吐放。他自以为超出了一切的信仰,不知他整个儿就是一个信仰的火把。

然而这是最容易受法国人嘲笑的资料。一个风雅的社会最难宽恕的莫过于信仰;因为它自己已经丧失信仰。大半的人对青年的梦想暗中抱着敌视或讪笑的心思,其实大部分是懊丧的表现,因为他们也有过这种雄心而没有能实现。凡是否认自己的灵魂,凡是心中孕育过一件作品而没有能完成的人,总是想:

“既然我不能实现我的理想,为什么他们就能够呢?不行,我不愿意他们成功。”

象埃达·迦勃勒①一流的,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他们暗中抱着何等的恶意,想消灭新兴的自由的力量;用的是何等巧妙的手段,或是不理不睬,或是冷嘲热讽,或是使人疲劳,或是使人灰心,——或是在适当的时间来一套勾引诱惑的玩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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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易卜生戏剧《埃达·迦勃勒》中的主角,怀有高远的理想而终流于庸俗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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