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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部(二)

约翰•克利斯托夫

作者:(法)罗曼•罗兰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8/12/03

从这天起,他们之间亲密的谈话变成有规律的了。他们单独在一起,她把心里的愿望告诉他:他很费了点心血去了解她,提供意见;她听着他的劝告,必要时还得听他埋怨,那副严肃与小心的神气活象一个怪听话的女孩子:那对她是种消遣,甚至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依傍;她用感激而风骚的眼神表示谢意。——但她的生活一点没有改变:只是多添了一桩娱乐罢了。

她一天的生活是一组连续不断的变化。早上起身极晚,总在十二点光景,因为她夜里失眠,要到天亮才睡熟。她成天的不作事,只渺渺茫茫的,反复不已的想着一句诗,一个念头,一个念头的片段,谈话的回忆,一句音乐,一个她喜欢的脸庞。从傍晚四五点钟起,她才算完全清醒。在此以前,她总是眼皮厚厚的,面孔虚肿,噘着嘴,不胜困倦的神气。要是来了一个象她一样饶舌,一样爱听巴黎谣言的知己的女朋友,她便马上活跃起来。她们絮絮不休的讨论着恋爱问题。对于她们,恋爱心理学是和装束,秘史,诽谤这几件事同样谈不完的题目。她们也有一群有闲的青年,需要每天在裙边消磨二三个钟点:这些男人差不多自己也可以穿上裙子:因为他们的谈吐思想简直跟少女的一模一样。克利斯朵夫的出现也有一定的时间:那是忏悔师的时间。高兰德当场会变得严肃,深思。真象英国的史学家包特莱所说的那种法国少女,在忏悔室里"把她镇静的预备好的题意尽量发挥,眉目清楚,有条有理,凡是要说的话都安排得层次分明"。——忏悔过后,她再拚命的寻欢作乐。白天快完了,她可越来越年轻了。晚上她到戏院去;在场子里看到几张永远不变的脸便是她永远不变的乐趣;——因为上戏院去的愉快,并不在于戏剧,而是在于认识的演员,在于已经指摘过多少次而再来指摘一次的他们的老毛病。大家跟那些到包厢里来访问的熟人讲别的包厢里的人坏话,或是议论女戏子,说扮傻姑娘的角色"声带象变了味的芥子酱",或者说那个高大的女演员衣服穿得“象灯罩一样"。——再不然是大家去赴晚会;到那儿去的乐趣是炫耀自己,要是自己长得俏的话:——(但要看日子而定;在巴黎,一个人的漂亮是最捉摸不定的);——还有是把对于人物,装束,体格的缺陷等等的批评修正一番。真正的谈话是完全没有的。——回家总是很晚。大家都不容易睡觉(这是一天之中最清醒的时间),绕着桌子徘徊,拿一本书翻翻,想起一句话或一个姿势就自个儿笑笑。无聊透了。苦闷极了。又是睡不着觉。而半夜里,忽然之间来了个绝望的高潮。

克利斯朵夫只看到高兰德几个钟点,对于她的变化也只见到有限的几种,然而他已经莫名片妙了。他私忖她究竟什么时候是真诚的,——是永远真诚的呢还是从来不真诚的。这一点连高兰德自己也说不上来。她和大多数欲望无所寄托而无从发挥的少女一样,完全在黑暗里。她不知道自己是哪种人,因为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因为她没尝试以前,根本无法知道自己要些什么。于是她依着她的方式去尝试,希望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冒最小限度的危险,同时摹仿周围的人物,假借他们的精神。而且她也不急于要选定一种。她对一切都敷衍,预备随时加以利用。

但象克利斯朵夫这样的一个朋友是不容易对付的。他允许人家不喜欢他,允许人家喜欢他所不敬重甚至瞧不起的人,却不答应人家把他跟那些人一般看待。各有各的口味,是的;但至少得有一种口味。

克利斯朵夫尤岂不耐烦的,是高兰德仿佛挺高兴的搜罗了一批他最看不上眼的轻薄少年:都是些令人作呕的时髦人物,大半是有钱的,总之是有闲的,再不然是在什么部里挂个空名的人,——都是一丘之貉。他们全是作家——自以为是作家。在第三共和治下,写作变了一种神经病,尤其是一种满足虚荣的懒惰,——在所有的工作中,文人的工作最难检讨,所以最容易哄骗人。他们对于自己伟大的劳作只说几句很谨慎但是很庄严的话。似乎他们深知使命重大,起有不胜艰巨之慨。最初,克利斯朵夫因为不知道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姓名而觉得很窘。他怯生生的打听了一下,特别想知道大家尊为剧坛重镇的那一位写过些什么。结果,他很诧异的发见,那伟大的剧作家只写了一幕戏,——还是一部小说的节略,而那部小说又是用一组短篇创作连缀起来的,而且还不能说是短篇,仅仅是他近十年来在同派的杂志上发表的一些随笔。至于别的作家,成绩也不见得更可观:只有几幕戏,几个短篇,几首诗。有几位是靠了一篇杂志文章成名的。又有几位是为了"他们想要写的"一部书成名的。他们公然表示瞧不起长篇大著。他们所重视的仿佛只在于一句之中的字的配合。可是"思想"二字倒又是他们的口头禅:不过它的意义好似与其通的不一样:他们的所谓思想是用在风格的细节方面的。他们之中也有些大思想家大幽默家,在行文的时候把深刻微妙的字眼一律写成斜体字,使读者绝对不致误会。

他们都有自我崇拜:这是他们唯一的宗教。他们想教旁人跟着他们崇拜,不幸旁人已经都有了崇拜的目标。他们谈话,走路,吸烟,读报,举首,睒眼,行礼的方式,似乎永远有群众看着他们。装模作样的做戏原是青年人的天性,尤其在那些毫无价值而一无所事的人。他们花那么多的精神特别是为了女人:因为他们不但对女人垂涎欲滴,并且还要教女人对他们垂涎欲滴。可是遇到随便什么人,他们就得象孔雀开屏一样:哪怕对一个过路人,对他们的卖弄只莫名片妙的瞪上一眼的,他们还是要卖弄。克利斯朵夫时常遇到这种小孔雀,都是些画家,演奏家,青年演员,装着某个名人的模样:或是梵·狄克,或是伦勃朗,或是范拉士葛,或是贝多芬;或是扮一个角色:大画家,大音乐家,巧妙的工匠,深刻的思想家,快活的伙伴,多瑙河畔的乡下人,野蛮人……他们一边走,一边眼梢里东张西望,瞧瞧可有人注意。克利斯朵夫看着他们走来,等到走近了,便特意掉过头去望着别处。可是他们的失望决不会长久:走了几步,他们又对着后面的行人搔首弄姿了。——高兰德沙龙里的人物可高明得多。他们的做作是在思想方面:拿两三个人做模型,而模型本身也不是什么奇人。再不然,他们在举动态度之间表现某种概念:什么力啊,欢乐啊,怜悯啊,互助主义啊,社会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啊,信仰啊,自由啊等等;在他们心目中,这些抽象的名词仅仅是粉墨登场的时候用的面具。他们有本领把最高贵的思想变成舞文弄墨的玩艺儿,把人类最壮烈的热情减缩到跟时行的领带的作用一样。

他们的天地是爱情,爱情是他们专有的。凡是享乐所牵涉的良心问题,他们无不熟悉;他们各显神通,想出种种新问题来解决。那永远是游手好闲的人的勾当:没有爱情,他们便"玩弄爱情",特别喜欢解释爱情。他们的正文非常贫弱,注解却非常丰富。最不雅驯的思想都加以社会学的美名,一切都扯上社会学的旗帜。一个人满足恶癖的时候,不管多么愉快,倘使不能同时相信自己是为未来的时代工作,总嫌美中不足。那是纯粹巴黎风的社会主义,色情的社会主义。

在此专谈恋爱问题的小团体中,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男女在婚姻方面与爱情的权利方面的平等。从前有一般老实的青年,笃厚的,有些可笑的,崇奉新教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瑞士人,——主张男女道德平等:要求男子在结婚的时候和女子一样的童贞。巴黎的宗教道德学家可主张另外一种平等,淫乱的平等,说女子结婚的时候应该和男子一样的沾满污点,——这是情人权利的平等。巴黎人在幻想上和实际上把奸淫这件事做得太滥了,已经觉得平淡无味:于是文坛上有人发明一种处女卖淫的新玩艺儿,——有规律的,普遍的,端方的,得体的,家族化的,尤其是社会化的卖淫。——最近出版的一部很有才气的书,便是对这个问题的权威。作者在四百页的洋洋巨著中,用一种轻佻的学究口吻,依照经验派的推理方法,研究"处理娱乐的最好的方式"。那真是自由恋爱的最完美的讲义:老是提到典雅,体统,高尚,美,真,廉耻,道德,——可以说是求为下贱的少女们的宝典。——当时这部著作简直是《福音书》,为高兰德和她周围的人添了不少乐趣,同时成为她引经据典的材料。那些怪论里头也有正确的,观察中肯的,甚至合乎人情的部分;但信徒们的偏偏总喜欢把好处丢在一边而只记着最坏的。在这个诱人的花坛中,他们所采的老是最有毒性的花,——例如"肉欲的嗜好一定能刺激你工作的嗜好";——"一个处女肉欲没有得到满足就做了母亲是最残忍的事";——"占有一个童贞的男子,对女人是养成一个贤慧的母性最自然的准备";——"母亲对于女儿的责任,是应该用着和保护儿子的自由同样细腻熨帖的精神,培养她们的自由";——"必有一日,少女们和情夫幽会归来的态度,会象现在上了课或是参加了女朋友的茶会一样的自然。”

高兰德笑着说这些教训都是极合理的。

克利斯朵夫却痛恨这些论调。他把它们的重要性和害处都夸张了。其实法国人太聪明了,决不会把纸上空谈付诸实行的。他们虚张声势想学做狄德罗,骨子里却是和他一样,①在日常生活中跟布尔乔亚一样规矩,也和别人一样胆小。而且正因为他们在实际行动上那么胆小,才在思想上把行动推到极端。那是种毫无危险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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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在十八世纪倡导新思想最力。

然而克利斯朵夫不是一个附庸风雅的法国人。

高兰德周围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她似乎最喜欢,而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不消说是最可厌的。

他是那种暴发户的儿子,搞些贵族派的文学,自命为第三共和治下的贵族。他叫做吕西安·雷维—葛,两只眼睛离得很远,眼神很尖锐,鼻子是往里勾的,金黄的须修成尖尖的,象画家梵·狄克的模样,头发已经未老先衰的秃落,但跟他的尊容很相配,说话很甜,举止潇洒,又细又软的手给人家握在手里仿佛会化掉的。他永远装得彬彬有礼,周到细腻,便是对心里厌恶而恨不得推下海去的人也是如此。

克利斯朵夫在第一次跟着高恩去参加的文人宴会上已经见过他,虽然没交谈,但一听他的声音已经讨厌,当时不懂为什么,到后来才明白。人与人间有霹雳那样突如其来的爱,也有霹雳那样突如其来的恨,——或者说(为了不要使那些害怕一切热情的柔和的心灵害怕偏见,我们且不用这个他们听了刺耳的""字),是健康的人的本能,因为感觉到遇见了敌人而自卫的本能。

在克利斯朵夫面前,他代表那种讥讽与分化溶解的思想,他文文雅雅的,不动声色的,分解正在死去的上一个社会里的一切尊严伟大的东西:分解家庭,婚姻,宗教,国家;在艺术方面是分解一切雄壮的,纯洁的,健全的,大众化的成分;此外还摇动大家对思想、情操、伟人的信念,对一般人类的信念。这种思想实际只是以分析为乐,以冷酷的解剖来满足一种兽性的需要,侵蚀思想的需要,那是蛀虫一般的本能。同时又有一种女孩子的,特别是女作家的瘾:因为到了他的手里,一切都是文学或变成文学。他的艳遇,他的和朋友们的恶癖,对他都是文学材料。他写了些小说和剧本,很巧妙的叙述他父母的私生活与秘史,还有朋友们的,他自己的;其中有一桩是他跟一个最知己的朋友的太太的秘史:人物的面目写得极高明,那朋友,那女的,和别的群众,都被描写得很准确。他决不能得到一个女人的青睐或听了她的心腹话而不在书中披露。——照理,这种孟浪的举动应当使他和"女同志们"不欢。事实可并不如此:她们抗议一下,遮遮面子;骨子里可并不发窘,还因为给人拿去赤裸裸的展览而挺高兴呢;只要脸上留着一个面具,她们就不觉得羞耻了。在他那方面,这种说短道长的话并不表示他存心报复,也许连播扬丑史的用意都没有。他不比一般人更坏:以儿子来说不见得是更坏的儿子,以情夫来说不见得是更坏的情夫。在有些篇幅里,他无耻的揭露他父亲,母亲,和他自己的情妇的隐私;同时又有好些段落,他用着富有诗意的温情谈到他们。实际上他是极有家族观念的,但象他那等人不需要尊重所爱的人;反之,他们倒更喜欢自己能够轻视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对象才跟自己更接近,更近人情。他们对于英勇的精神比谁都不了解,高洁二字尤其无从领会。他们几乎要把这些德性认作谎言,或者是婆婆妈妈的表现。然而他们又深信自己比谁都更了解艺术上的英雄,并且拿出倚老卖老的亲狎的态度批判他们。

他和一般有钱的,游手好闲的,布尔乔亚的堕落的少女最投机。他是她们的一个伴侣,等于一个腐化的女仆,比她们更放肆更机灵,有许多事能够教她们艳羡。她们对他毫无顾忌,尽可把这个任所欲为的,裸体的,不男不女的人仔细研究。

克利斯朵夫不明白一个象高兰德那样的少女,似乎性情高洁,不愿意受生活磨蚀的人,怎么会乐此不起的跟这种人厮混……克利斯朵夫不懂心理学。吕西安·雷维—葛可深通此道。克利斯朵夫是高兰德的心腹;高兰德却是吕西安·雷维—葛的心腹。这一点就表示他比克利斯朵夫高明。一个女人最得意的是能相信自己在对付一个比她更弱的男子。那时不但她的弱点,便是她的优点——她的母性的本能,也得到了满足。吕西安·雷维—葛看准了这一点:因为使妇人动心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就是去拨弄这根神秘的弦。再加高兰德觉得自己相当懦弱,有些不甚体面但又不愿革除的本能,所以一听这位朋友的自白(那是他很有心计的安排好的),她就相信别人原来跟她一样的没出息,对于人类的根性不应当过事诛求,因之她觉得很快慰了。这种快慰有两方面:第一,她不必再把自己认为挺有趣的几种倾向加以抑制;第二,她发觉这样的处置很得当,一个人最聪明的办法是别跟自己别扭,应当对于没法克制的倾向采取宽容的态度。实行这种明哲的办法才不会使人感到一点儿痛苦。

在社会上,表面极端精炼的文明和隐藏在骨子里的兽性之间,永远有个对比,使那些能够冷眼观察人生的人觉得有股强烈的味道。一切的交际场中,熙熙攘攘的决不能说是化石与幽灵,它象地层一般,有两层的谈话交错着:一层是大家听到的,是理智与理智的谈话;另外一层是极少人能够感到的,是本能与本能,兽性与兽性的谈话。大家在精神上交换着一些俗套滥调,肉体却在那里说:欲望,怨恨,或者是好奇,烦闷,厌恶。野兽尽管经过了数千年文明的驯化,尽管变得象关在笼里的狮子一般痴呆,心里可念念不忘的老想着它茹毛饮血的生活。

然而克利斯朵夫的头脑还没冷静到这个程度:那是要年龄大了,热情消失以后才能办到的。他把替高兰德当顾问的角色看得很认真。她求他援助;他却眼看她嘻嘻哈哈的去冒险。所以克利斯朵夫再也不遮掩他对吕西安·雷维—葛的反感了。吕西安·雷维—葛对他先还保持一种有礼的,含讥带讽的态度。他也感觉到克利斯朵夫是敌人,但认为是不足惧的:他只是不动声色的把他变成可笑。其实,只要克利斯朵夫能对他表示钦佩,他就可以表示友好;但他就得不到这种钦佩,他自己也知道,因为克利斯朵夫没有作假的本领。于是,吕西安·雷维—葛从完全抽象的思想的对立,不知不觉的转变为实际的,不露形迹的暗斗,而暗斗的目的物便是高兰德。

她对两位朋友完全一视同仁。她既赏识克利斯朵夫的道德和才具,也赏识吕西安·雷维—葛的极有风趣的不道德和聪明;而且心里还觉得吕西安使她更愉快。克利斯朵夫老实不客气的教训她;她用着可怜巴巴的神气听着他,使他软化。她天性还算好的,但因为懦弱,甚至也因为好心而不够坦白。她一半是在做戏,假装和克利斯朵夫一样思想。她很知道象他这种朋友的价值,但她不肯为了友谊作任何牺牲;不但为了友谊,而且为了无论什么人什么事,她都不愿意有所牺牲;她只挑最方便最愉快的路走。所以她把和吕西安始终来往不断的事瞒着克利斯朵夫。她象上流社会的女子一样凭了从小就学会的本领,若无其事的扯谎;凭了这扯谎的本领,她们才能保持所有的男朋友,使他们个个满意。她替自己辩护说是为了免得克利斯朵夫伤心而不得不如此;其实是因为她明知克利斯朵夫有理而不敢使他知道,也因为她照旧想做她喜欢的事而不要跟克利斯朵夫闹翻。有时克利斯朵夫疑心她捣鬼,便粗声大片的闹起来。她可继续装做痛悔的,诚恳的,伤心的神气,对他做着媚眼,——女人最后的法宝。——她想到可能丧失克利斯朵夫的友谊,的确非常难过,所以竭力装出娇媚的和正经的态度,居然把他软化了一些时候。但那是早晚要爆发的。在克利斯朵夫的气恼里头,不知不觉已经有些嫉妒的成分。高兰德甘言蜜语的笼络也已经有了一点儿,很少的一点儿,爱的成分。然而他们决裂的时候,来势倒反因之更猛烈。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把高兰德的谎话当场揭穿了,老老实实提出条件来:要她在他跟吕西安之间挑选一个。她先是设法回避这问题,结果却声言她自有权利保留一切她心爱的朋友。不错,她说得对;克利斯朵夫也觉得自己可笑;但他知道他的苟求并非为了自私,而是为了真心爱护高兰德,非把她救出来不可,——即使因之而违拗她的意志也是应该的。所以他很笨拙的坚持着。看到她不回答了,他就说:

“高兰德,你是不是要我们从此绝交?”

“不是的,"她回答。"那我要非常痛苦的。”

“可是你为我们的友谊连一点儿极小的牺牲都不肯作。”

“牺牲!多荒唐的字眼!"她说。"干么老是要为了一件东西而牺牲别一件东西?这是基督教的胡闹思想。你骨子里是个老教士,你自己不觉得就是了。”

“很可能,"他说。"在我,总得挑定一个。善跟恶之间,绝对没有中间地位。”

“是的,我知道;就为这一点我才喜欢你。我告诉你,我的确很喜欢你;可是……”

“可是你也很喜欢另外一个。”

她笑了,对他做着最媚人的眼色,用着最柔和的声音说:“仍旧跟我做朋友罢!”

他差不多又要让步的时候,吕西安进来了,高兰德用同样甜蜜的媚眼同样柔和的声音接待他。克利斯朵夫不声不响的看着高兰德做戏。然后他走了,打定主意和她决裂了。他心里有些难过。老是有所依恋,老是上人家的当,真是太蠢了!

回到寓所,他心不在焉的整理书籍,随便打开《圣经》,看到下面的一段:

“……我主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项,卖弄眼目,俏步徐行,把脚上的银圈震动得丁当作响,

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又使她们赤露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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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旧约·以赛亚书》第三章。

读到这里,他想起高兰德的装腔作势,笑了出来,便心情轻快的睡了。接着他又自以为跟巴黎腐败的风气已经同流合污到相当程度,才会读着《圣经》觉得好笑。但他在床上反复背着这伟大的恶作剧的审判者的判决,想象这种事要是临到高兰德头上的情景,不禁象孩子般哈哈大笑了一会,睡熟了。他已经不再想到他新的郁闷。多一桩也罢,少一桩也罢……他已经习惯了。

他照常到高兰德家上课,只避免跟她作亲密的谈话。她徒然表示难过,生气,玩种种花样:他始终固执着;两人都不高兴了;终于她自动想出理由来减少课程;他也找出借口来回避史丹芬家里的晚会。

他已经尝够巴黎社会的味道,再也受不了那种空虚,闲荡,萎靡,神经衰弱,以及无理由、无目标、徒然磨蚀自己的、苛酷的批评。他不懂,一个民族怎么能在这种为艺术而艺术、为享乐而享乐的,死气沉沉的空气中过活。可是这民族的确活在那里,从前有过伟大的日子,此刻在世界上还相当威风;从远处看,它还能引起人家的幻象。它从哪儿找到它生存的意义的呢?除了寻欢作乐,它又一无信仰……

克利斯朵夫正想着这些念头的时候,在路上突然撞见一群叫叫嚷嚷的青年男女,拉着一辆车,里面坐着一个老教士向两旁祝福。走了一程,他又看到一些兵拿着刀斧捶打一所教堂的大门,门内是一批挂有国家勋章的先生挥舞着桌椅迎接他们。这时他才觉得法国究竟还有所信仰,——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信仰。人家告诉他说,政府与教会共同生活了一百年之后,现在要分离了,可是因为宗教不甘心脱离,政府便凭着它的权利与武力把宗教撵出门外。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办法未免有伤和气;但是巴黎艺术家的那种混乱的作风使他腻烦透了,所以遇到几个人为了什么公案——即使是极无聊的——而打得头破血流也觉得痛快。

他不久又发见这种人在法国为数不少。政见不同的报纸互相厮杀得象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一般,天天发表鼓吹内战的文字。固然这不过是叫喊一阵,难得有人真会动手。但也并非没有天真的人把别人所写的原则付诸实行。于是就有奇奇怪怪的景象可以看到:什么某几个州府自称为脱离法国啦,几个联队闹兵变啦,州长公署被焚啦,征收员收税要大队的宪兵保护啦,乡下人烧了开水保卫教堂啦,自由思想者以自由的名义去攻击教堂啦,普渡众生的教主们爬在树上煽动葡萄酒省份去攻击酒精省份啦。东一处,西一处,几百万人摩拳擦掌,嚷得满面通红,结果真的动武了。共和政府先是巴结民众,然后又拔出刀来对付他们。民众却是把自己的孩子——军官与士兵——砍破脑袋。这样,各人都对别人证明自己理由充足,拳头结实。你在远处看,从报纸上看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去了。克利斯朵夫发见这法兰西——事事怀疑的法兰西——竟然是一个偏激若狂的民族。但他不知道究竟在哪方面偏激。为了拥护宗教呢还是反对宗教?为了拥护理性呢还是反对理性?为了拥护国家呢还是反对国家?——简直各方面都是。他们是为了喜欢偏激而显得偏激的。

一天晚上,他偶然和一个有时在史丹芬家碰到的社会党议员交谈。虽然不是初次谈话,他可绝对想不到这位先生的身分,因为他们一向只谈音乐。这一回他才不胜诧异的发觉这位交际家竟是一个激烈政党的领袖。

亚希·罗孙是个美男子,留着金黄的胡子,说话带着喉音,皮色很嫩,态度很诚恳,外表相当风雅,骨子里可是粗俗的,有时会不知不觉的流露出村野的举止:——譬如当众修指甲,跟人说话的时候象平民一样喜欢扯着别人的衣角,摇着别人的胳膊;——他能吃能喝,爱笑爱玩,胃口和兴致完全表示他是民间出身,只想掌握权势;人很灵活,能随着环境与对手随时改变态度,说话虽多,可是经过思索的;他懂得听人家的话,把听来的当场吸收;既有同情心,资质又聪明,对什么都感兴趣,——由于天性,由于社会的薰陶,也由于虚荣心;在某种限度以内他为人规矩诚实,就是说为他的利益用不着不诚实,或是不诚实有危险的时候,他是诚实的。

他有个相当好看的妻子,高大,匀称,非常壮健,身腰很美,艳丽的装束似乎太窄了些,把她肥胖的身体表露得过于明显;脸庞四周围着乌黑的鬈发;又黑又浓的大眼睛;下巴微微往上抄起;胖胖的脸蛋很动人,可惜被睒个不停的近视眼和阔大的嘴巴破坏了。她走路的姿态不大自然,颠颠耸耸,象某几种鸟;说话很做作,但非常殷勤,亲热。她出身是个有钱的经商人家;思想自由,是那种所谓贤淑的女子:凡是上流社会的数不清的责任,她都象奉教一般的信守,另外还履行她自己找来的,艺术的与社会的义务:家里有个沙龙,在平民大学①里宣扬艺术,参加慈善团体或研究儿童心理的机构,——可并不怎么热心,也没有浓厚的兴趣,——只是由于天生的慈悲心,由于充时髦,由于知识妇女的那种天真的学究气,仿佛永远背着一项功课,非记得烂熟就有失尊严似的。她需要干点儿事,却不需要对所干的事发生兴趣。这种紧张忙碌的活动,有如那些妇女手里老拿着毛线活儿,一刻不停的搬动着针,似乎救世大业就在这一件毫无用处的工作上。并且她也象编织毛线的女人一样,有那种良家妇女的小小的虚荣心,喜欢拿自己的榜样去教训别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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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民大学于一八九八年创于巴黎,尔后遍及全国:由各界名流教授夜课。该时因德莱弗斯事件发生,一部分知识分子创此机构,意欲借思想的交流而与其民及工人阶级接近。此项运动至一九○四年以后渐趋衰落,不久即告终止。

那位当议员的丈夫心里瞧她不起,可是对她很亲热。他是为了自己的享乐与安宁而挑上她的;在这一点上说,他的确挑得很好。她长得很美,他为之挺得意:这就够了,他再没别的要求;她对他也没别的要求。他爱她,同时也欺骗她。她只要他爱着她就算了,也许对于他的私情还觉得相当快慰。因为她生性安静,淫荡,完全是后宫中的妇女性格。

他们有两个美丽的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四岁,她以贤妻良母的身分照顾他们,那种专心致志所表示的亲切与冷静,恰好跟她注意丈夫的政治与活动,注意最新的时装与艺术表现一样。在这个环境里,她把前进的理论,颓废的艺术,社交界的忙乱,和布尔乔亚的感情,一古脑儿放在一起,成为最古怪的炒什锦。

他们请克利斯朵夫上他们家去。罗孙太太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弹得一手好钢琴:手指轻巧而扎实,小小的头对准着键盘,两只手在上面跳来跳去,活象母鸡啄食的神气。她很有天分,比一般法国女子也更有音乐修养,但对于音乐的深刻的意义是象笨蛋一样完全不关心的。那只是她听着的,或是背得一点不错的一组音符,一些节奏,一些微妙的调子罢了;她决不探求其中的心灵,因为她本身就不需要这个。这位可爱的,聪明的,其实的,很愿意帮助人的太太,对克利斯朵夫象对别人一样很殷勤。可是克利斯朵夫并不感激,对她也没多大好感,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也许他还不知不觉的责备她,不该明知丈夫胡闹而甘心情愿的和那些情妇平分秋色。在所有的缺点中,俯首帖耳的听任摆布是克利斯朵夫最不能原谅的。

他和亚希·罗孙比较亲密。罗孙之爱音乐,正如爱别的艺术一样,方式虽然鄙俗,但很真诚。他爱好一阕交响曲的时候,仿佛恨不得和它睡在一起。他只有一些很浅薄的修养,但运用得很高明;在这一点上,他的妻子对他不无帮助。他对克利斯朵夫发生兴趣,是因为看到克利斯朵夫和他一样是个刚强的平民。并且他很想仔细观察一下这种怪物,——(观察人这件事,他永远不会厌倦的),——打听一下他对于巴黎的印象。克利斯朵夫直率严厉的批评,使他觉得好玩。他看事情也取着相当的怀疑态度,所以能承认对方的批评是准确的。他不因为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人而有所顾虑,反而以超越成见自豪。总而言之,他是极富于人情的——(这是他主要的优点);——凡是合乎人情的,他都表示好感。然而这也不能使他不抱另外一种深切的信念,以为法国人——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文明——总是优于德国人,所以他不能不嘲笑这个德国人。

在亚希·罗孙家里,克利斯朵夫又看到些别的政客,过去的或未来的阁员。要是这些名人肯屈尊,他倒很高兴和他们个别的谈谈。和流行的见解相反,他觉得跟这批人来往比他熟悉的文艺界更有意思。他们头脑比较活泼,对于人类的热情和公众的利益更关切。他们能言善辩,大半是南方人,非常爱风雅;个别而论,他们差不多和文人一样风雅。当然,他们欠缺艺术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关于外国艺术的;但他们自命为多少懂一些,而且往往是真的爱好。有些内阁颇象那些办小杂志的文会。阁员中有的写剧本,有的拉提琴,同时是瓦格纳迷,有的涂几笔画。他们都搜集印象派的画,看颓废派的书,有心惊世骇俗,对于跟他们的思想不两立的,同时是极端贵族派的艺术非常欣赏。这些社会党或急进社会党的阁员,代表饥寒阶级的使徒,居然对高级的享受自称为内行,使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不顺眼。当然这是他们的权利,但他觉得这种作风不大光明。

最奇怪的是,这些人物在私人谈话中是怀疑主义者,肉欲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而一朝有所行动的时候立刻会变成偏激狂。最风雅的人,才上了台就一变而为东方式的小魔王;他们染上了指挥一切干涉一切的瘾:精神上是怀疑派,天生的气质却是极端的专制。拿到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机构,——那是当年最伟大的专制君主①一手建立的,——他们就忍不住要加以滥用了。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共和政体的帝国主义,近年来又接种似的加上一种无神论的旧教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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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路易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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