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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六)

约翰•克利斯托夫

作者:(法)罗曼•罗兰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8/12/03

这种艺术的极致,是在于用最奇特的方式把性的不道德与高乃依式的英雄主义调和起来。这样就能使巴黎群众的荒淫的倾向,和口头上的道德同时得到满足。——可是我们也得说句公道话:他们对于荒淫的兴致还不及嚼舌的兴致。雄辩是他们无上的快乐。只要听到一篇美妙的说辞,他们便是给人抽一顿也是乐意的。不论是恶是善,是惊天动地的英勇的精神,是放荡淫佚的下流习气,只要象镀金似的加上些铿锵的音韵,和谐的字句,他们便一概吞下。一切都是吟诗的材料。一切都是咬文嚼字的章句。一切都是游戏。当雨果暴雷似的怒吼时,他们立刻加上一个弱音器,免得小孩子受了惊吓!——在这种艺术里,你永远感觉不到自然的力量。他们把爱情,痛苦,死亡,都变成浮华浅薄。象在音乐方面一样,——而且更厉害,因为音乐在法国还是一种年轻的艺术,还比较天真,——他们最怕"已经用过的"字眼。最有才具的人很冷静的在标新立异上面做功夫。诀窍是挺简单的:只要挑一篇传说或神话,把它的内容颠倒过来就得了。结果就有了被迫子殴打的蓝胡子,或是为了好心而自己挖掉眼睛,为阿雪斯与迦拉德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卜里番姆。而这一切,①着重的还在形式。但克利斯朵夫(他还不是一个内行的批判者)觉得,这些重视形式的作者也不见得高明,只是一般抄袭摹仿的匠人,而非独创风格,从大处落墨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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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胡子原是布勒塔尼传说中的人物,杀过六个妻子。卜里番姆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妒杀阿雪斯与迦拉德,终于被于里斯挖去双目。此处言法国诗剧作家专以传说与神话作翻案。

这类诗的谎言,到了悲壮的戏剧中简直是谬妄之极。它对于剧中的英雄有这样一种滑稽可笑的概念:

“主要是有一颗美妙的灵魂,有一双鹰眼,象门洞一样宽广高大的脑门,有一副严肃坚强的神气,光彩焕发而动人,再加一颗善于战栗的心,一双充满着幻梦的眼睛。”

这样的诗句居然有人信以为真。在浮夸的大言,长长的翎毛,白铁的剑与纸糊的头盔之下,我们老是看到沙杜①那一派的无可救药的轻薄,把历史当作木偶戏的大胆的俳剧演员。象西拉诺②式的荒唐的英雄主义,在现实世界里代表些什么呢?这般作者从天上搅到地下,把帝王与扈从,护教团与文艺复兴起的冒险家,一切骚扰过世界的元恶大盗,从坟墓里翻出来:——为的是教大家看看一个无聊的家伙,杀人不眨眼的暴徒,拥着残忍凶暴的军队,后宫全是俘虏得来的美女,忽然为了一个十几年前见过一面的女子颠倒起来;——再不然是给你看到一个亨利第四为了失欢情妇而被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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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沙杜(18311908)为法国喜剧及历史剧作家,写的都是传奇的英雄,热情的象征而非真正的热情,既无历史的真实,亦无人性的真实。但十九世纪末期沙杜称霸剧坛垂三十年。

②《西拉诺》为洛斯当(18681918)所作韵文喜剧。作品红极一时,但艺术价值不变。故事系以十七世纪的诗人西拉诺为主,述西拉诺恋一女子名洛克萨纳,后知洛克萨纳深爱克里斯蒂安·特·纽维兰德,西拉诺乃帮助此情敌,代写情书。后纽维兰德死于战役,而西拉诺将此秘密保存至临终时方始吐露。此处所谓荒唐的英雄主义即指此。

③按法王亨利第四确于一六一○年被刺,但绝非为了失欢情妇。作者在此讽刺作家故意歪曲史实。

这般先生就是这样的玩弄着室内的君王与英雄。所谓诗人就这样的讴歌着虚伪的,不可能的,与真理不相容的英雄主义……克利斯朵夫很奇怪的发觉,自命为千伶百俐的法国人竟不知可笑为何物。

但最妙的是宗教交了时髦运!在四旬节里,喜剧演员在快乐剧场用管风琴伴奏,朗诵鲍舒哀的《悼词》。犹太作家替犹太女演员写些关于圣女丹兰士的悲剧。鲍第尼戏院演着《殉难之路》,滑稽剧场演着《圣婴耶稣》,圣·玛丁戏院演着《受难记》,奥狄安戏院演着《耶稣基督》,移植园里奏着关于基督受难的乐曲。某个有名的嚼舌专家,讴歌肉欲之爱的诗人,在夏德莱戏院举行一次关于"赎罪"的演讲。当然,在全部《福音书》中,这些时髦朋友所牢记在心的不过是比拉德与玛特兰纳。——而他们的马路基督,又染了当时的习①气,特别饶舌。

克利斯朵夫不禁喊道:

“这可比什么都糟了!扯谎竟扯成这个样!我透不过气来了。快快走罢!”

但在这批现代工商业化的出其中,伟大的古典艺术始终支撑着,好比今日的罗马,虽然满眼都是恶俗的建筑物,也还有些古代庙堂的废墟残迹。可是除了莫里哀以外,克利斯朵夫没有能力欣赏那些古典名奢。他对于语言的微妙还不能捉摸,对于民族的特性也当然无从领会。他觉得最不可解的莫如十七世纪的悲剧;——在法国艺术中,这是外国人最难入门的一部,因为它是法国民族的心脏。他只觉得那种剧本冷冰冰的,沉闷,枯索,其迂阔和做作的程度足以令人作呕。①比拉德为判耶稣受刑的罗马帝国的犹太总督。玛特兰纳为受耶稣感化之卖淫女,在十字架下哭耶稣而第一个发见耶稣墓穴空无尸身之人。动作不是疲乏就是过火,人物的抽象有如修辞学上的论证,空洞无物有如时髦女子的谈话。整个剧本只是一幅古代人物与古代英雄的漫画:长篇累牍的铺张的无非是理性,理由,妙语,心理分析,过时的考古学。议论,议论,议论,永远是法国人的那些唠叨。克利斯朵夫存着讥讽的心思不愿意断定它美还是不美,他只觉得毫无趣味。《西那》里面的演说家所持的理由如何,末了是哪个饶舌的家伙得胜,克利斯朵夫全①不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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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那》为高乃依的有名的悲剧。此处所称"演说家所持的理由",指第二幕罗马大帝奥古斯德倦于政治,意欲退休,征询西那与玛克辛的意见,两人在御前争持各人的理由。

可是他发见法国的群众并不和他一般见解,倒是非常热烈的喝彩。这也不能消除他的误会,因为他是从观众身上去看这种戏剧的;而他觉得现代的法国人就有些性格是古典的法国人遗传下来的,不过是变了形。正如犀利的目光会在一个妖冶的老妇脸上发见她女儿脸上的秀美的线条:那当然不会使你对老妇发生什么爱情!……法国人好象每天相见的家属一样,决不发觉彼此的相似。克利斯朵夫可一看见便怔住了,并且格外加以夸张,临了竟只看见这一点。当代的艺术无异是那些伟大的祖先的漫画,而伟大的祖先在他心目中也显得象漫画中的人物。克利斯朵夫再也分辨不出,高乃依和一般摹仿者中间有何区别。拉辛也被末流的巴黎心理学家,成天在自己心中掏来摸去的子孙们弄得鱼目混珠了。

所有这些幼稚的人从来跳不出他们的古典作家的***。批评家老是拉不断扯不断的讨论着《伪君子》与《费德尔》,①不觉得厌倦。年纪老了,他们还在津津有味的搞着幼年时代心爱的玩艺。这情形可以拖到民族的末日。以崇拜远祖列宗的传统而论,世界上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和法国相比的。宇宙中其余的东西都不值他们一顾。除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名著以外什么都不读不愿意读的人不知有多多少少!他们的戏院不演歌德,不演席勒,不演克莱斯特,不演格里尔帕策尔,不演赫贝尔,不演史特林堡,不演洛普,不演嘉台龙,不演②任何别的国家的任何巨人的名作,只有古希腊的是例外,因为他们(如欧洲所有的民族一样)自命为希腊文化的承继人。他们偶然觉得需要演一下莎士比亚,那才是他们的试金石了。表演莎士比亚的也有两派:一是用布尔乔亚的写实手法,把《李尔王》当做奥依哀③的喜剧那么演出的;一是把《哈姆莱特》编成歌剧,加进许多雨果式的卖弄嗓子的唱词。他们完④全没想到现实可以富有诗意,也没想到诗歌对于一般生机蓬勃的心灵就是自然的语言。所以他们听了莎士比亚觉得不入耳,赶紧回头表演洛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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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伪君子》为莫里哀的喜剧;《费德尔》为拉辛的悲剧。

②克莱斯特为十八世纪德国戏剧家,格里尔帕策尔(奥),赫贝尔(德),史特林堡(瑞典),均十九世纪戏剧家。洛普(西班牙),嘉台龙(西班牙),为十七世纪戏剧家。

③奥依哀(18201889)为十九世纪后期以中产阶级为主要观众的戏剧家,当时与小仲马分庭抗礼。

④《哈姆莱特》由多玛谱成歌剧,由加勒与巴普哀二人编歌词。首次于一八六八年在巴黎公演。

可是二十年来,也有人干着革新戏剧的工作;狭窄的巴黎文坛范围扩大了,它装着大胆的神气向各方面去尝试。甚至有两三次,外界的战斗,群众的生活,居然冲破了传统的幕。但他们赶紧把破洞缝起来。因为他们都是些娇弱的老头儿,生怕看到事实的真面目。随俗的思想,古典的传统,精神上与形式上的墨守成法,缺少深刻的严肃,使他们那个大胆的运动无法完成。最沉痛的问题一变而为巧妙的游戏;临了,一切都归结到女人——渺小的女人——问题上去。易卜生的英雄式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福音书》,尼采的超人哲学,到了他们江湖派的舞台上只剩下那些巨人的影子,可笑而可怜!

巴黎的作家花了不少心血要表示在思索一些新的事情。骨子里他们全是保守派。欧洲没有一派文学象法国文学那样普遍的跳不出过去的樊笼的:大杂志,大日报,国家剧场,学士院,到处都给"不朽的昨日"控制着。巴黎之于文学,仿佛伦敦之于政治,是防止欧洲思想趋于过激的制动机。法兰西学士院等于英国的上议院。君主时代的制度对新社会依旧提出它们从前的规章。革命分子不是被迅速的扑灭,就是被迅速的同化。而那些革命分子也正是求之不得。政府即使在政治上采取社会主义的姿态,在艺术上还是闭着眼睛让学院派摆布。针对学院派的斗争,大家只用文艺社团来做武器;而且那种斗争也可怜得很。因为社团中人一有机会就马上跨入学士院,而变得比学院派的人更学院派。至于当先锋的或是当后备员的,又老是做自己集团的奴隶,跳不出一党一派的思想。有的是囿于学院派的原则,有的是囿于革命的主张:归根结蒂,都是坐井观天。

为了要使克利斯朵夫提提精神,高恩预备带他到一种完全特殊的——就是说妙不可言的——戏院去。在那边可以看到凶杀,强奸,疯狂,酷刑,挖眼,破肚:凡是足以震动一下太文明的人的神经,满足一下他们隐蔽的兽性的景象,无不具备。那对于一般漂亮女子和交际花尤其特具魔①力,——她们平时就有勇气去挤在巴黎法院的闷人的审判庭上消磨整个下午,说说笑笑,嚼着糖果,旁听那些骇人听闻的案子。但克利斯朵夫愤愤的拒绝了。他在这种艺术里进得愈深,觉得那股早就闻到的气息愈浓,先是还淡淡的,继而是持久不散的,猛烈的,完全是死的气息。

豪华的表面,繁嚣的喧闹,底下都有死的影子。克利斯朵夫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开始就对某些作品感到厌恶。他受不了的倒并非在于作品的不道德。道德,不道德,无道德,——这些名辞都没有什么意义。克利斯朵夫从来没肯定什么道德理论;他所爱的古代的大诗人大音乐家,也并非规行矩步的圣人;要是有机会遇到一个大艺术家,他决不问他要忏悔单②看,而是要问他:“你是不是健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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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巴黎的大木偶戏院,创立于一八九七年,所演的戏不是专门逗笑的,就是极端恐怖的。

②旧教惯例,凡教徒向教士忏悔后,教士予以书面证明,称为忏悔单。法国习惯,凡教徒结婚时,须向本堂神甫缴验忏悔单。

关键就在于这"健全"二字。歌德说过:“要是诗人病了,他得想法医治。等病好了再写作。”

可是巴黎的作家都病了;或者即使有一个健全的,也要引以为羞,不让别人知道他健全,而假装害着某种重病。然而他们的疾病所反映于艺术的,并不在于喜欢享乐,也不在于极端放纵的思想,或是富于破坏性的批评。这些特点可能是健全的,可能是不健全的,看情形而定;但绝对没有死的根苗。如果有的话,也不是由于这些力量本身,而是由于使用力量的人,因为死的气息就在他们身上。——享乐,克利斯朵夫也一样喜欢。他也爱好自由。他为了直言不讳的说出他的思想,曾经在德国惹起小城里的人的反感;如今看到巴黎人宣传同样的思想,他反倒厌恶了。思想还不是一样的思想?可是听起来大不相同。以前克利斯朵夫很不耐烦的摆脱古代宗师的羁轭,攻击虚伪的美学,虚伪的道德的时候,并不象这些漂亮朋友一般以游戏态度出之;他是严肃的,严肃得可怕;他的反抗是为了追求生命,追求丰富的,藏有未来的种子的生命。但在这批人,一切都归结到贫瘠的享乐。贫瘠,贫瘠。这就是病根所在。滥用思想,滥用感官,而毫无果实。那是一种光华灿烂的,巧妙的,富有风趣的艺术;——当然是一种美的形式,美的传统,外边冲来的淤沙淹没不了的传统;——一种象戏剧的戏剧,一种象风格的风格,一批熟练的作家,很能写文章的文人;——是当年很有力量的艺术与很有力量的思想的骨骼,相当美丽的骨骼。可是也仅仅限于骨骼。铿锵的字眼,悦耳的句子,空空洞洞的互相摩擦的观念,思想的游戏,肉感的头脑,长于推理的感官;这一切除了自私自利的供自己享乐以外,毫无用处。那简直是望死路上走。而这个现象,和法国人口激减的情形相仿,是全欧洲不声不响的看在眼里而私心窃喜的。多少的聪明才智,多少的细腻的感觉,都浪费于无用之地,虚耗于下流可耻之事。他们自己可不觉得,只嘻嘻哈哈的笑着。但克利斯朵夫认为差堪安慰的也只有这一点:这些家伙还能够痛痛快快的笑,究竟不能算完全没希望。他们装做正经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倒更不喜欢他们了;他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那些文人一边把艺术当作寻欢作乐的工具,一边自命为宣扬一种没有利害观念的宗教。

“我们是艺术家,"高恩得意扬扬的说。"我们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永远是纯洁的;它只有贞操,没有别的。我们在人生中探险,象游历家一般对什么都感兴趣。我们是探奇猎艳的使者,是永不厌倦的爱美的唐璜。”

克利斯朵夫忍不住回答说:

“你们都是虚伪的家伙,原谅我这样告诉你。我一向以为只有我的国家是如此。我们德国人老把理想主义挂在嘴上,实际永远是追求我们的利益;我们深信不疑的自命为理想主义者,其实是一肚子的自私自利。你们却更糟:你们不是用‘真理''科学''知识的责任'等等来掩护你们的懦怯(就是说,你们只顾自命不凡的研究,而对于后果完全不负责任),便是用'艺术'''来遮饰你们民族的荒淫。为艺术而艺术!……喝!多么堂皇多么庄严的信仰!但信仰只是强者有的。艺术吗?艺术得抓住生命,象老鹰抓住它的俘虏一般,把它带上天空,自己和它一起飞上清明的世界!……那是需要利爪,需要象垂天之云的巨翼,还得一颗强有力的心。可怜你们只是些麻雀,找到什么枯骨便当场撕扯,还要嘁嘁喳喳的你争我夺。……为艺术而艺术!……可怜虫!艺术不是给下贱的人享用的下贱的刍秣。不用说,艺术是一种享受,一切享受中最迷人的享受。但你只能用艰苦的奋斗去换来,等到''高歌胜利的时候才有资格得到艺术的桂冠。艺术是驯服了的生命,是生命的帝王。要做凯撒,先要有凯撒的脾气。你们不过是些粉墨登场的帝王:你们扮着这种角色,可并不相信这种角色。象那些以畸形怪状来博取荣名的戏子一样,你们用你们的畸形怪状来制造文学。你们沾沾自喜的培养你们民族的病,培养他们的好逸恶劳,喜欢享受,喜欢色欲,喜欢虚幻的人道主义,和一切足以麻醉意志,使它萎靡不振的因素。你们简直是把民族带去上鸦片烟馆。结局是死;你们明明知道而不说出来。——那末,我来说了罢:死神所在的地方就没有艺术。艺术是发扬生命的。但你们之中最诚实的作家也懦弱得可怜:即使遮眼布掉下了,他们也装做不看见,居然还有脸孔说:不错,这很危险;里头有毒素;可是多有才气!”

那正象法官在轻罪庭上提到一个无赖的时候说:“不错,他是个坏蛋;可是多么有才气!”

克利斯朵夫心里奇怪法国的批评界怎么不起作用的。批起家并不缺少,他们在艺术界中非常繁殖。人数之多,甚至把他们的作品也给遮得看不见了。

一般的说,克利斯朵夫对于批评这一门是不怀好感的。这么多的艺术家,在现代社会里形成第四等级第五等级似的人物,克利斯朵夫已经不大愿意承认他们有什么用处,只觉得①是表示一个时代的消沉,连观察人生都交给别人代理,把感觉也委托人家代庖了。尤其可耻的是,这个社会连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人生的反影都不能,还得借助于别的媒介,借助于反影之反影,就是说:依赖批评。要是这些反影之反影是忠实的倒也罢了。但批评家所反映的只有周围的群众所表现的犹豫不定的心理。这种批评好比博物院里的镜子,给观众拿着看天顶上的油画,结果镜子所反射出来的除了天顶以外就是观众的面目。

从前有一个时期,批评家在法国有极大的权威。群众恭而敬之的接受他们的裁判,几乎把他们看做高出于艺术家,看做聪明的艺术家——(艺术家与聪明两个字平时仿佛是连不到一处的)。——以后,批评家高速度的繁殖起来:预言家太多了,他们那一行便不免受到影响。等到自称为"真理所在,只此一家"的人太多的时候,人们便不相信他们了;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大家都变得灰心:照着法国人的习惯,他们一夜之间就从这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前自称为无所不知的人,现在声明一无所知了。他们还认为一无所知就是他们的荣誉,他们的体面。勒南②曾经告诉这些萎靡不振的种族说:要风雅,必须把你刚才所肯定的立刻加以否定,至少也得表示怀疑。那是如圣·保罗所说的"唯唯否否"的人。法国所有的优秀人物都崇奉这个两平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精神的懒惰和性格的懦弱都得其所哉了。大家再也不说一件作品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是智是愚,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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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君主时代,社会分成贵族、教士、平民三级,平民称为第三等级。作者在此借用此历史名辞,谓艺术家人数之多,几可自成一级,面为第四第五等级。

②勒南(18231892),法国史学家兼哲学家。

“可能如此如此……并非不可能如此如此……我不知道……我不敢担保……”

要是人家演一出猥亵的戏,他们也不说:“这是猥亵的。”而只说:“先生,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的哲学只许你对一切都用犹豫不定的口气;所以你不该说:这是猥亵的;只能说:我觉得……我看来是猥亵的……但也不能一定这么说。也许它是一部杰作。谁知道它不是杰作呢?”

从前有人认为批评家霸占艺术,现在可绝对用不着这么说了。席勒曾经教训他们,把那些舆论界的小霸王老实不客气的叫做"奴仆",说"奴仆的责任"是:

“第一要把屋子收拾清楚,王后快到了。拿出些劲来罢!把各个房间打扫起来。诸位,这是你们的责任。

“可是只要王后一到,你们这批奴才就得赶快出去!老妈子切不可大模大样的坐在夫人的大靠椅上!”

对今日这些奴仆得说句公平话:他们不再僭占夫人的大靠椅了。大家要他们做奴才,他们就真做了奴才,——但是挺要不得的奴才:根本不动手打扫,屋子脏极了。他们抱着手臂,把整理与清除的工作都让主人去做,让当令的神道——群众——去做。

从某些时候以来,已经有了一种反抗这混乱现象的运动。少数比较精神坚强的人正为着公众的健康而奋斗,——虽然力量还很薄弱。但克利斯朵夫为环境所限,绝对看不见这批人。并且人家也不理会他们,反而加以嘲笑。偶尔有一个刚强的艺术家对时行的,病态的,空虚的艺术品而反抗,作家们就高傲的回答说,既然群众表示满意,便证明他们作者是对的。这句话尽够堵塞指摘的人的嘴巴。群众已经表示意见了:这才是艺术上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也没想到,我们可以拒绝一般堕落的民众替诱使他们堕落的人作有利的证人,谁也没想到应当由艺术家来指导民众而非由民众来指导艺术家。数字——台下看客的数字和卖座收入的数字——的宗教,在这商业化的民主国家中控制了全部的艺术思想。批评家跟在作家后面,柔顺的,毫无异议的宣称,艺术品主要的功能是讨人喜欢。社会的欢迎是它的金科玉律;只要卖座不衰,就没有指摘的余地。所以他们努力预测娱乐交易所的市价上落,看群众对作譬如何表示。妙的是群众也留神着批评家的眼睛,看他认为作品怎么样。于是大家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彼此只看见自己的犹豫不定的神气。

然而时至今日,最迫切的需要就莫过于大无畏的批评。在一个混乱的共和国家,最有威势的是潮流,它不象一个保守派国家里的潮流,难得会往后退的:它永远前进;那种虚伪的思想的自由永远在变本加厉,差不多没有人敢抵抗。群众没有披露意见的能力,心里很厌恶,可没有一个人敢把心中的感觉说出来。假使批评家是一般强者,假使他们敢做强者,那末他们一定可以有极大的威力!一个刚毅的批评家(克利斯朵夫凭着他年轻专断的心思这样想),可能在几年之内,在控制群众的趣味方面成为一个拿破仑,把艺术界的病人一古脑儿赶入疯人院。可是你们已经没有拿破仑了……你们的批评家先就生活在恶浊腐败的空气里,已经辨别不出空气的恶浊腐败。其次,他们不敢说话。他们彼此都是熟人,都变了一个集团,应当互相敷衍:他们绝对不是独立的人。要独立,必须放弃社交,甚至连友谊都得牺牲。但最优秀的人都在怀疑,为了坦白的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又有勇气来这样干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象地狱一样呢?谁敢抗拒舆论,和公众的愚蠢斗争?谁敢揭穿走红的人的庸俗,为孤立无助,受尽禽兽欺侮的无名艺人作辩护,把帝王般的意志勒令那些奴性的人服从?——克利斯朵夫在某出戏剧初次上演的时候,在戏院走廊里听见一般批评家彼此说着:

“嘿,那不糟透了吗?简直一塌糊涂!”

第二天,他们在报上戏剧版内称之为杰作,再世的莎士比亚,说是天才的翅膀在他们头上飞过了。

“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才气而是性格,"克利斯朵夫和高恩说。"你们更需要一个大批评家,一个莱辛,一个……”

“一个布瓦洛,是不是?"高恩用着讥讽的口气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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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瓦洛(16361711)为诗人兼批评家,在法国文学史上以态度严正著称。

“是的,也许法国需要一个布瓦洛胜于需要十个天才作家。”

“即使我们有了一个布瓦洛,也没有人会听他的。”

“要是这样,那末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布瓦洛,"克利斯朵夫回答。"我敢向你担保:一朝我要把你们的真相赤裸裸的说给你们听的时候,不管我说得怎样不高明,你们总会听到的,并且你们非听不可。”

“哎哟!我的好朋友!"高恩嘻嘻哈哈的说。

他的神气好似对于这种普遍的颓废现象非常满足,所以克利斯朵夫忽然之间觉得,高恩对法国比他这个初来的人更生疏。

“那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是克利斯朵夫有一天从大街上一家戏院里不胜厌恶的走出来时已经说过的。“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你还要什么呢?"高恩问。

克利斯朵夫固执的又说了一遍:“我要看看法兰西。”

“法兰西,不就是我们吗?"高恩哈哈大笑的说。

克利斯朵夫目不转睛的望了他一会,摇摇头,又搬出他的老话来:

“还有别的东西。”

“那末,朋友,你自己去找罢,"高恩说着,愈加笑开了。

是的,克利斯朵夫大可以花一番心血去找。他们把法兰西藏得严密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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