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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部(五)

约翰•克利斯托夫

作者:(法)罗曼•罗兰 [全文阅读]
更新时间:2018/12/03

“那可不是我的过失啊!那可不是我的过失啊!……"这些大孩子都这样的呻吟着。整整的五幕——森林,岩穴,地窖,死者的卧室,——都在黯淡的微光中演出,荒岛上的小鸟简直没有挣扎。可怜的小鸟!美丽,细巧……它们多么害怕太强的光明,太剧烈的动作,太剧烈的说话,多么怕热情,怕生命!……生命并不曾精炼过,你不能戴着手套去抓握的……

克利斯朵夫听见隐隐的炮声在响了,快要把这垂死的文明,这一息仅存的小小的希腊轰倒了。

虽然如此,克利斯朵夫对这件作品依旧抱着好感;是不是因为他有点儿又轻视又怜悯的缘故呢?总之,他对它的关切远过于他口头的表示。他走出戏院回答高恩的时候,尽管口口声声说着"很细腻,很细腻,可是缺少奔放的热情,音乐还嫌不够",心里却绝对不把《佩莱阿斯》和其余的法国音乐一般看待。他被大雾中间的这盏明灯吸住了。他还发见有些别的光亮,很强的,很特别的,在四下里闪耀。这些磷火使他大为错愕,很想近前去瞧瞧是怎么样的光,可是不容易抓握。克利斯朵夫因为不了解而更觉得好奇的那般超然派的音乐家,极难接近。克利斯朵夫所不可或缺的同情,他们完全不需要。除了一二个例外,他们都不看别人的作品,知道得很少,也不想知道。他们几乎全部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由于故意,由于骄傲,由于落落寡合,由于憎厌人世,由于冷淡,而把自己关在小***里。这等人虽为数不多,却又分成对立的小组,各不相容。他们的小心眼儿既不能容忍敌人和对手,也不能容忍朋友,——倘使朋友敢赏识另外一个音乐家,或是赏识他们而用了一种或是太冷淡,或是太热烈,或是太庸俗,或是太偏激的方式。要使他们满足真是太难了。结果他们只相信一个得到他们特许的批评家,一心一意坐在偶像的脚下看守着。你决不能去碰这种偶像。——他们固然不求别人了解,他们对自己也不怎么了解。他们受着奉承,被盟友的意见和自己的评价改了样,终于对自己的艺术和才具也弄模糊了。一般凭着幻想制作的人自以为是改革家,纤巧病态的艺术家自命为与瓦格纳争雄。他们差不多全为了抬高声价而断送了自己;每天都得飞跃狂跳,超过上一天的纪录,同时也要超过敌人的纪录。不幸这些跳高的练习并不每次成功,而且也只对几个同行才有点儿吸引力。他们既不理会群众,群众也不理会他们。他们的艺术是没有群众的艺术,只从音乐本身找养料的音乐。但克利斯朵夫的印象,不论这印象是否准确,总觉得法国音乐最需要音乐以外的依傍。这株体态起娜的蔓藤似的植物简直离不开支柱:第一就离不开文学。它本身没有充分的生命力,呼吸短促,缺少血液,缺少意志,有如弱不禁风的女子需要男性扶持。然而这位拜占庭式的王后,纤瘦,贫血,满头珠翠,被时髦朋友,美学家,批起家,这些宦官包围了。民族不是一个音乐的民族;二十余年来大吹大擂的捧瓦格纳,贝多芬,巴赫,德彪西的热情,也仅仅限于一个阶级。越来越多的音乐会,不惜任何代价鼓动起来的、声势浩大的音乐潮流,并不是因为群众的趣味真正发展到了这个程度。这是一种风起云从的时髦,影响只及于一部分优秀人士,而且也把他们搅昏了。真正爱好音乐的人屈指可数,而最注意音乐的人如作曲家批评家,并不就是最爱好的人。在法国,真爱音乐的音乐家太少了!

克利斯朵夫这么想着,可忘了这种情形是到处一样的,真正的音乐家在德国也不见得更多,在艺术上值得重视的并非成千成万毫无了解的人,而是极少数真爱艺术而为之竭忠尽智的孤高虔敬之士。这类人物,他在法国见到没有呢?不论是作曲家或批评家,最优秀的都是远离尘嚣而在静默之中工作的,例如法朗克,例如现代一般最有天分的人;多少艺术家过着没世无闻的生活,让以后的新闻记者争着以最先发见他们,做他们的朋友为荣;还有少数勤奋的学者,毫无野心,不求名利,一点一滴的把法兰西过去的伟大发掘出来;另外一批则是献身于音乐教育,为法兰西未来的光荣奠定基础。其中有多少聪明才智之士,性灵的丰富,胸襟的阔大,兴趣的广博,一定能使克利斯朵夫心向神往,要是认识他们的话。但他无意之间只瞧见了二三个这种人物,而他所了解的,见到的,又是他们被人改头换面的思想。克利斯朵夫只看到作者的缺点,被那些摹仿的人和新闻界的掮客抄袭而夸大的缺点。

克利斯朵夫对那些音乐界的俗物尤其感到恶心的,是他们的形式主义。他们之间只讨论形式一项。情操,性格,生命,都绝口不提!没有一个人想到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的,他的岁月就等于音乐的浪潮。音乐是他呼吸的空气,是他生息的天地。他的心灵本身便是音乐;他所爱,所憎,所苦,所惧,所希望,又无一而非音乐。一颗音乐的心灵爱一个美丽的肉体时,就把那肉体看作音乐。使他着迷的心爱的眼睛,非蓝,非灰,非褐,而是音乐,心灵看到它们,仿佛一个美妙绝伦的和弦。而这种内心的音乐,比之表现出来的音乐不知丰富几千倍,键盘比起心弦来真是差得远了。天才是要用生命力的强度来测量的,艺术这个残缺不全的工具也不过想唤引生命罢了。但法国有多少人想到这一点呢?对这个化学家式的民族,音乐似乎只是配合声音的艺术。它把字母当作书本。克利斯朵夫听说要懂得艺术先得把人的问题丢开,不禁耸耸肩膀。他们却对于这个怪论非常得意: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证明他们有音乐天分。象古耶这等糊涂蛋也是这样。他从来不懂一个人如何能背出一页乐谱,——(他曾经要克利斯朵夫解释这个神秘),——如今却向克利斯朵夫解释,说贝多芬伟大的精神和瓦格纳刺激感官的境界,对于音乐并不比一个画家的模特儿对于他所作的肖像画有更大的作用!

“这就证明,"克利斯朵夫不耐烦的回答说,“在你们眼里,一个美丽的肉体并没有艺术价值!一股伟大的热情也没有艺术价值!唉,可怜虫!……你们难道没想象到一张妩媚的脸为一幅肖像画所增加的美,一颗伟大的心灵为一阕音乐所增加的美吗?……可怜虫!……你们只关心技巧是不是?只要一件作品写得好,不必问作品表现些什么,是不是?……可怜虫!……你们仿佛不听演说家的辞句,只听他的声音,只莫名片妙的看着他的手势,而认为他说得好极了……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啊!……你们这些糊涂蛋!”

克利斯朵夫所着恼的不单是某种某种的理论,而是一切的理论。这些清谈,这些废话,口口声声离不开音乐而只会谈音乐的音乐家的谈话,他听厌了。那真会教最优秀的音乐家深恶痛绝。克利斯朵夫跟穆索尔斯基①一样的想法,以为音乐家最好不时丢开他们的对位与和声,去读几本美妙的书,或者去得点儿人生经验。光是音乐对音乐家是不够的:这种方式决不能使他控制时代而避免虚无的吞噬……他需要体验人生!全部的人生!什么都得看,什么都得认识。爱真理,求真理,抓住真理,——真理是美丽的战神之女,阿玛仲纳的②女王,亲吻她的人都会给她一口咬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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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穆索尔斯基(18391881),创立近代俄国乐派的五大家之一。

②阿玛仲纳相传为古希腊时代居于小亚细亚的女性部落,以好战著称。

音乐的座谈室已经太多了,制造和弦的曲子也太多了!所有这些象厨子做菜一般制造出来的和声,只能使他看到些妖魔鬼怪而绝对听不见一种有生命的新的和声。

于是,克利斯朵夫向这批想用蒸馏器孵化出小妖魔来的博士们告别,跳出了法国的音乐***,想去访问巴黎的文坛和社会了。

象法国大多数的人一样,克利斯朵夫最初是在日报上面认识当时的法国文学的。他因为急于要熟悉巴黎人的思想,同时补习一下语言,便把人家说是最地道的巴黎型的东西用心细读。第一天,他在骇人的社会新闻里,——叙述和特写一共占了好几长行,——读到一篇报导一个父亲和十五岁的亲生女儿睡觉的新闻:字里行间仿佛认为这种事情是极自然的,甚至还相当动人。第二天,他在同一报纸上读到一件父子纠纷的新闻,十二岁的儿子和父亲同睡一个姑娘。第三天,他读到一桩兄妹相奸的新闻。第四天,他读到姊妹同性爱的新闻。第五天……第五天,他把报纸丢了,和高恩说:

“嘿!这算是哪一门?你们都发疯了吗?”

“这是艺术啊"高恩笑着回答。

克利斯朵夫耸了耸肩膀:“你这是跟我开玩笑了。”

高恩笑倒了,说:“绝对不是。你自己去瞧罢。”

他给克利斯朵夫看一个最近发刊的"艺术与道德"的征文特辑,结论是"爱情使一切都变得圣洁""肉欲是艺术的酵母""艺术无所谓不道德""道德是耶稣会派①教育所倡导的一种成见""最重要的是强烈的欲望"等等。——还有好些文章,在报纸上证明某部描写开妓院的人的风俗小说是纯洁的。执笔作证的人中颇有些鼎鼎大名的文学家和严正的批评家。一个信仰旧教,提倡伦常的诗人,把一部描绘希腊淫风的作品赞扬备至。那些极有抒情气息的文章所推重的小说,尽量铺陈各个时代的淫风:罗马的,亚历山大的,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和法兰西文艺复兴时代的,路易十四时代的,……简直是部完备的讲义。另外有一组作品以地球上各处的性欲问题为对象:态度认真的作家们,象本多派教士一样耐性的研究着五大洲的艳窟。在这批研究性欲史地的专家中间,颇有些出众的诗人与优秀的作家。要不是他们学问渊博,旁人竟分辨不出他们与别的作者有什么两样。他们用着确切精当的措辞叙述古代的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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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耶稣会派是基督旧教的一个宗派,由西班牙人雷育拉于十六世纪时创立,以排斥异端,对抗宗教革命为主旨。十七世纪时在法国政治上一度极有势力。

可悲的是,一般笃厚的人和真正的艺术家,法国文坛上名副其实的权威,也在努力干这种非他们所长的工作。有些人还费尽心机写着猥亵的东西,给晨报拿去零零碎碎的登载。他们这样有规律的生产,象下蛋一样,每星期两次,成年累月的继续下去。他们生产,生产,到了山穷水尽,无可再写的时候,便搜索枯肠,制造些淫猥怪异的新花样:因为群众的肚子已经给塞饱了,佳肴美味都吃腻了,对最淫荡的想象也很快的觉得平淡无奇:作者非永远加强刺激不可,非和别人的刺激竞争,和自己以前制造的刺激竞争不可;——于是他们把心血都呕尽了,教人看了可怜而又可笑。

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这个悲惨职业的种种内幕;但即使他知道了,也不见得更宽容:因为他认为,无论什么理由也不能宽恕一个艺术家为了三十铜子而出卖艺术……

“便是为了维持他所亲所爱的人的生活也不能原谅吗?”

“不能。”

“你这是不近人情啊。”

“这不是人情不人情的问题,主要是得做一个人!……人情!……喝!你们这套没有骨头的人道主义真是天晓得!……一个人不能同时爱几十样东西,不能同时侍候好几个上帝!……”

克利斯朵夫一向过着埋头工作的生活,眼界不出他那个德国小城,没想到象巴黎艺术界这种腐败的情形差不多在所有的大都市里都难避免。德国人常常自以为"贞洁",把拉丁民族看做是"不道德的":这种遗传的偏见慢慢的在克利斯朵夫心中觉醒了。高恩提出柏林的秽史,德意志帝国的上层阶级的腐化,蛮横暴烈的作风使丑行更要不得等等,和克利斯朵夫抬杠。但高恩并没意思袒护法国人;他把德国的风气看得和巴黎的一样平淡。他只是玩世不恭的想道:“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习惯";所以他对自己那个社会里的习惯也恬不为奇。克利斯朵夫却只能认为是他们的民族性。于是他不免象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把侵蚀各国知识分子的溃疡,看作是法国艺术特有的恶习和拉丁民族的劣根性。

这个和巴黎文学的初次接触使克利斯朵夫非常痛苦,以后直要过了相当的时间才能忘掉。不是专门致办于那些被人肉麻当有趣的称为"基本娱乐"的著作,并非没有。但最美最好的作品,他完全看不到。因为它们不求高恩一流的人拥护;它们既不在乎这般读者,这般读者也不在乎这种读物:他们都是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的。高恩从来没对克利斯朵夫提过这等著作。他真心以为他和他的朋友们便是法国艺术的代表;除了他们所承认的大作家之外,法国就没有什么天才,没有什么艺术了。为文坛增光,为法国争荣的诗人们,克利斯朵夫连一个都不知道。在小说方面,他只看到矗立在无数俗流之上的巴莱斯和法朗士的几部作品。可是他语言的程度太浅,难于领略前者的思想分析和后者幽默而渊博的风趣。他好奇的瞧了瞧法朗士花房里所培养的橘树,以及在巴莱斯心头开发的娇弱的水仙。在意境高远而不免空洞的天才梅特林克之前,他也站了一会,觉得有股单调的,浮华的神秘气息。他抖擞了一下,不料又卷进浊流,被他早已熟识的左拉的溷浊的浪漫主义搅得头昏脑胀;等到他跟身跃出的时候,①一阵文学的洪流又把他完全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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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般读者仅知左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其实他所谓的自然主义只是似是而非的科学理论;而左拉的浪漫主义的幻想成分远过于他自称为“观察家与实验家"的性格。

而这片水淹的大平原还蒸发出一股浓烈的女性气息。那时的文坛正挤满了女性和女性化的男人。女人写作原来是很有意思的,只要她们能够真诚,把任何男性不能完全了解的方面一女子隐秘的心理——描写出来。可是很少女作家敢这么做;她们多半只为了勾引男子而写作:在书中如在客厅里一样的扯谎,搔首弄姿,和读者调情。自从她们没有忏悔师可以诉说她们的私情丑事以后,就把私情丑事公诸大众。这样便产生了象雨点那么多的小说,老是撒野的,装腔作势的,文字又如小儿学语一般的含糊不清,令人读了如入香粉起,闻到一股俗不可耐的香味与甜味。所有这类作品都有这个气息。于是克利斯朵夫象歌德一样的想道:“女人们要怎样写诗,怎样写文章,都可以。但男子决不能学女人的样!那才是我最讨厌的。"不三不四的卖弄风情,存心为一般最无聊的人玩弄虚伪的情感,又是撒娇又是粗野的风格,恶俗不堪的心理分析,教克利斯朵夫看了不由得心里作恶。

然而克利斯朵夫明白自己还不能下判断。节场上喧闹的声音把他耳朵震聋了。美妙的笛音也被市嚣掩住,没法听见。正如清朗的天空之下展开着希腊岗峦的和谐的线条,这些肉感的作品中间的确也有不少才气,不少丰韵,表现一种生活的甜美,细腻的风格,象班吕琪和拉斐尔画中的不胜慵困的少年,半阖着眼睛,对着爱情的幻梦微笑。这一切,克利斯朵夫完全没看到。没有一点儿端倪使他能感觉到这股精神的暗流。便是一个法国人也极不容易摸出头绪。他眼前所能清清楚楚见到的,只有满坑满谷的出版物,泛滥洋溢,差不多成了公众的灾害。仿佛人人都在写作:男人,女人,孩子,军官,优伶,社交界的人物,剽窃抄袭的人,无一不是作家。那简直是一种传染病。

暂时克利斯朵夫不想决定什么意见。他觉得象高恩那样的向导只能使他越来越迷路。从前在德国和文学团体的来往使他有了戒心,对于书籍杂定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谁知道这些出版物不是少数有闲者的意见,甚至除了作者以外再没别的读者?戏剧才能使你对社会有个比较准确的观念。它在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中占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好比一家巨人的饭铺来不及满足二百万人的食量。即使各区的小剧场,音乐咖啡馆,杂耍班等等一百多处夜夜客满的场所不计在内,巴黎光是大戏院也有三十多家。演员与职员的人数多至不可胜计。四个国家剧场就有上三千的员役,每年需要一千万法朗开支。整个巴黎都挤满着起码角儿。他们的照相,素描,漫画,触目皆是,令人想其他们装腔作势的鬼脸;留声机上传出他们咿咿唔唔的歌唱,日报上披露他们对于艺术和政治的妙论。他们有他们特殊的报纸,刊载他们可歌可泣的或是日常猥琐的回忆。在一般的巴黎人中,这些靠互相摹仿过日子的大娃娃俨然是主子,而剧作者做着他们的扈从侍卫。于是克利斯朵夫要求高恩带他到这个反映现实的国土里去见识一番。

但在这方面,高恩的向导也不见得比在出版界里高明。克利斯朵夫由他的介绍而对巴黎剧坛所得的第一个印象,使他厌恶的程度也不下于第一批读到的书籍。似乎到处都弥漫着精神卖淫的风气。

出卖娱乐的商人分做两派。一是旧式的国粹派,全是粗野的毫无顾忌的诙谑,把一切的丑恶和畸形的身体,作为说笑打诨的材料;那是臭肉一般的,淫猥的,大兵式的戏谑。他们却美其名曰"大丈夫的爽直",自命为把放浪的行为与道德调和了,因为在一出戏里演过了四场淫秽的丑史以后,再把情节调动一下,使不贞的妻子仍旧回到丈夫的床上,——只要法律得以维持,道德也就得救了。把婚姻描写得百般淫乱而在原则上仍旧尊重婚姻的态度,大家认为就是高卢人派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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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卢人为古罗马人称一部分克尔特族的名字。法国人常自称为高卢人。而日常语言中尤以"高卢人派头"形容快乐,兴奋,轻薄的性格。

另外一派是新式的,更细巧也更可厌。充斥剧坛的巴黎化的犹太人(和犹太化的基督徒),在戏剧中拿情操来玩种种花样,那是颓废的世界大同主义的特征之一。那般为了父亲而脸红的儿子,竭力否认他们的种族意识;在这一点上,他们真是太成功了。他们把几千年的灵魂摆脱之后,剩下来的个性只能拿别的民族的知识与道德的长处杂凑起来,合成一种混合品,自鸣得意。在巴黎剧坛称霸的人,最拿手的本领是把猥亵与感情混在一起,使善带一些恶的气息,恶带一些善的气息,把年龄,性别,家庭,感情的关系弄得颠颠倒倒。这样,他们的艺术便有一股特别的气味,又香又臭,格外难闻:他们却称之为"否定道德的主义"

他们最喜欢采用的剧中人物之一是多情的老人。他们的剧本中很多这个角色的肖像,使他们有机会把种种微妙的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有时,六十岁的老头儿把女儿当作心腹,跟她谈着自己的情妇;她也跟他谈着她的情夫;他们互相参加意见,象朋友一般;好爸爸帮助女儿犯奸;好女儿帮助父亲去哀求那个爱情不专的情妇,要她回来和父亲重续旧欢。有时,尊严的老人做了情妇的知己,和她谈着她的情夫,怂恿她讲述她放浪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我们还看到一大批情夫,都是十足地道的绅士,替他们从前的情妇当经理,监督她们的交际与其配的事。时髦女人朝三暮四。男人做着龟奴,女人谈着同性爱。而干这些事的都是上流社会,就是说资产社会,——唯一值得重视的社会。而那个社会允许人家借了高等娱乐的名义,羼些坏货色供应主顾。经过了装璜,坏货色也很容易销售,把年轻的妇女与年老的绅士逗得笑逐颜开。但是其中有股死尸的气息跟起家的气息。

他们戏剧风格之混杂也不下于他们的感情。他们造出一种杂揉的土话,把各阶级各地方迂腐而粗俗的口语,把古典的,抒情的,下流的,做作的,幽默的,胡说八道的,不雅的,隽永的话,统统凑在一处,好象带着外国口音。他们天生的会挖苦人,滑稽突梯,可是很少天趣;但他们凭着乖巧的手法,能仿着巴黎风气制造出一些天趣。虽然宝石的光泽不大美,镶工未免笨重繁琐,放在灯光下面至少会发亮:而只要有这一点就足够了。他们很聪明,观察很精密,却有些近视;几百年来在柜台上磨坏了的眼睛是要用放大镜来检视感情的,他们把小事扩大了好几倍,而看不见大事;他们因为特别喜欢假珠宝的光彩,所以除了他们暴发户心目中的典雅的理想以外,什么都不会描写。那简直是极少数游手好闲的人和冒险家争夺一些偷来的金钱与无耻的女性。

有时,这些犹太作家真正的天性,由于莫名片妙的刺激,会从他们古老的心灵深处觉醒过来。那才是多少世纪多少种族的一种古怪的混合物;一阵沙漠里的风,从海洋那边把土耳其杂货铺的臭味吹到巴黎人的床头,带来闪烁发光的沙土,奇怪的幻象,醉人的肉感,剧烈的神经病,毁灭一切的欲念,——似乎希伯莱的勇士撒姆逊,从几千年的长梦中突然象狮子一般的醒过来,挟着疯狂的怒气把庙堂的支柱推倒了,压在他自己和敌人身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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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非力士人拘囚撒姆逊,一日将其带往祭神大会,意欲当众加以羞辱。撒姆逊默祷上帝赐还神力(此神力被爱人达丽拉潜割头发后丧失),乃推倒庙堂,与非力士王及在场群众同归于尽。

克利斯朵夫掩着鼻子,对高恩说:

“这里头力量是有的;可是发臭。够了!咱们去看看别的东西罢。”

“你要看什么?”

“法国啊。”

“这不就是法国吗?"高恩说。

“不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法国不是这样的。”

“怎么不是?还不是跟德国一样吗?”

“我绝对不信。这样的民族活不了二十年的:此刻已经有股霉味儿了。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再没有更好的了。”

“一定有的,"克利斯朵夫固执着说。

“噢!我们也有很高尚的心灵,"高恩回答,"也有配他们胃口的戏剧。你要看这个吗?有的是。”

于是他把克利斯朵夫带到法兰西剧院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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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兰西剧院(亦称法兰西喜剧院)为法国四大国家戏院之一。

那天晚上,演的是一出现代的散文体喜剧,讨论某个法律问题的。

一听最初几句对白,克利斯朵夫就不知道这剧情发生在哪个世界上。演员的声音异乎寻常的宏大,沉着,迟缓,做作,每个音节都咬得非常清楚,好象教朗诵的功课,又象永远念着十二缀音格的诗,夹着些痛苦的打隔。姿势那么庄严,差不多跟教士一般。女主角披着古希腊大褂式的寝衣,高举着手臂,低着脑袋,活象神话里的女神,调弄着美妙的低音歌喉,迸出最深沉的音,脸上永远挂着苦笑。高贵的父亲踏着剑术教师般的步子,道貌岸然,带着阴森森的浪漫色彩。年轻的男主角很冷静的尖着嗓子装气声。剧本的风格是副刊式的悲剧:通篇都是抽象的字眼,公事式的修辞,学院派的迂说。没有一个动作,没有一声出人不意的呼号。从头至尾象时钟一样呆板,只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剧本的雏形,一副空洞的骨架,外边却毫无血肉,只是一些书本式的句子。那些想要显得大胆的讨论,其实只表示鳃鳃过虑的思想,和那种矜持的小市民精神。

剧中叙述一个女子嫁了个卑鄙的丈夫,生了个孩子;她离了婚,又嫁给一个她心爱的老实人。作者想借此说明,便是在这等情形中,离婚不独为一般成见所不许,抑且为人类天性所不容。要证明这一点是再方便没有了:作者设法使前夫在某次意外的情形中和离婚的妻子团聚了一次。这样以后,那女的并不继之以悔恨或羞惭。要说天性,这才是正常的反应。可是不,她反而更爱那个诚实的后夫。据说这是一种英勇的意识,出乎人情之外的表现!法国作家对于道德的确太生疏了:一提到它就会变得过火,令人难以置信。大家看到的仿佛尽是高乃依式的英雄,悲剧中的帝王。——而这些百万富翁的男主角,在巴黎至少有一所住宅和二三处宫堡的女主角,其非真是帝王吗?在这等作家眼里,财富竟是一种美,几乎也是一种德。

但克利斯朵夫觉得观众比戏剧本身更可怪。不管是怎么不合理的情节,他们看了都若无其事。遇到发嘘的地方,应该教人哄笑的对白,由演员预先暗示大家准备的地方,他们便哄笑一阵。当那般悲壮的傀儡照着一定的规矩打呃,叫吼,或是晕过去的时候,大家便擤鼻涕,咳嗽,感动得下泪。

“哼!有人还说法国人轻佻!"克利斯朵夫离开场子的时候说。

“轻佻和庄严,各有各的时候,"西尔伐·高恩带着嗤笑的口气说。"你不是要道德吗?你现在可看到法国也有道德了。”

“这不是道德而是雄辩!"克利斯朵夫嚷道。

“我们这儿,"高恩说,"舞台上的道德总是很会说话的。”“这是法庭上的道德,"克利斯朵夫说,"只要是多嘴的人就会得胜。我压根儿讨厌律师。难道法国没有诗人吗?"于是西尔伐·高恩带他去见识诗剧。

法国并非没有诗人,也并非没有大诗人。然而戏院不是为他们而是为胡诌的音韵匠设的。戏院跟诗歌的关系,有如歌剧院跟音乐的关系,象柏辽兹说的变了一种"荡妇卖笑"的出路。

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有一般以卖淫为荣的圣洁的娼妇,据说她们和上加伐山受难的基督一样伟大;——有一般为爱护朋友而诱奸朋友之妻的人;——有相敬如宾的三角式的夫妇;——有成为欧洲特产的,英勇壮烈的戴绿头巾的丈夫。——克利斯朵夫也看到一般多情的姑娘徘徊于情欲与责任之间:依了情欲,应该跟一个新的情夫;依了责任,应该守着原来的情夫,一个供给她们金钱而被她们欺骗的老人。结果,她们很高尚的挑了责任那条路。——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责任和卑鄙的利害观念并没分别;可是群众非常满意。他们只需要听到责任二字,根本不在乎实际;俗语说得好:扯上一面旗,船上的货物就得到保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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