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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文苑知己——萧统

更新时间:2011/03/25

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药。
  ——钱钟书

  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
  ——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

  《文选》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负责组织编纂的一部诗文选集,故又称《昭明文选》。《文选》首尾可观,殊成佳作。辞典文艳,既温且稚。典而不野,丽而不淫,约而不俭,可谓卓尔不群。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集,在文学史上地位重要、影响深远。
  萧统,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是梁武帝的儿子。天监元年(502年)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便卒,死后谥昭明,故世称昭明太子。他聪明非凡,记忆超群,尤爱文学,喜欢接纳文人,一起“讨论篇籍”、“商榷古今”。他的东宫聚书三万卷,名重一时,成为江南文学中心,萧统著述甚丰,很多都已散佚。幸运的是,他负责组织编纂的《文选》30卷,没有因为时代的推移而淹没,而以强大的生命力而流传下来,成为后代的范本和难得的研究资料。
  《文选》选录先秦到梁800年间的诗文752篇,其中分为赋、诗、骚、诏、册等37类,大致可以概括为诗歌、辞赋、杂文三大类,计诗歌434首,辞赋99篇,杂文219篇。所选作家除无名氏外,共129人,前代的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都被选入,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可以称为“先士茂制,讽高历赏”的,多数皆有定论且为当时文人所重。
  任何“文选”都体现了编选者的选文标准和原则。萧统认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根本标准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事”不仅指创作活动这件“事”,更主要的是指构成创作的题材和事物。在萧统看来,构成创作题材的事物是有意义的对象,必须经过作者的选择提炼并升华出意义。但是仅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文字,是因为它必须通过艺术的构思,以华美漂亮的文词来显示“事”的意义。《文选》的选录标准反映了当时文学潮流的一般趋向和文风的时尚,也让人看到艺术文学和应用文学走向各自独立的现实,泛“文学”的概念开始分化,文学自身的独立性自觉性开始显现出来。
  依照这种标准,《文选》不收经、史、子三部类的文章;虽史书中也收有少量的论赞,那是因为它们“综辑辞采”,“错比文华”,具有文采,而大量选入的是辞、赋、诗,其中楚辞、汉赋、尤其是六朝潘岳、陆机、谢灵运、颜延之等人的作品占的比例最大,十分鲜明地突出了《文选》主要作为艺术文学选集的特色。
  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文学古籍的校刊整理方面,《文选》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首先,它影响着文学家在文学界的地位。虽然《文选》对所选文学家未加评价,但在对象的选择方面,就表明了编选者的态度,这对后世之褒贬具有导向作用。其次,对文学观念的发展,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具有重要影响。魏晋以来,文史哲不分家的现象开始改变,文学的独立性为大家所重视。《文选》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以大量的实证例子,揭示出了艺术性文学的本质特征,从内容表达、形式表现等方面,提供了艺术文学的范本。自《文选》问世以来,人们在创作上不仅以它为模特加以效仿,而且还开辟了“文选学”这一研究的专门领域,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文选》成书于南朝梁代,当时编选者所见到的文本,与今日留存的文本,许多都有差异,而且不少文本至今已经亡佚了,所以《文选》所保存的古代作家的作品原始文本,对古籍整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文选》受到各个时代文人学者的重视,成为士子的必读书,具有文章学教科书的作用。以现代观点来看,《文选》是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位,尤其重视形式美,不十分注重思想内容的意义。然而过去的文人学士,主要是借此学习做文章的方法,在辞藻、典故运用等基本功方面得到教益,即从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入手,找到进入文学殿堂的门径。
  从今天的观点看,《文选》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由于它强调典雅华丽、引古征事,过度看中形式的美文特征,一些清新素朴之作便不入法眼,那些思想内容丰富、极有生活情趣的作品也被忽视了,南朝自然清丽的民歌一首不见,这也显示了编选者的贵族偏见。第二,分类过于琐细繁杂,并有不当之处。琐碎的分类,固然可以使读者了解文章体裁在六朝时的发展状况,但过于琐细,反而不利于文体的发展,以及对于文体的整体把握。第三,由于编选者特定的审美标准,为了适合自己的口味,不惜删改割裂古诗文原貌,这样不仅有损原作的形式原貌,而且也增加了理解作者本意的难度,甚至会造成内容意义的误释。第四,有些收入的文章,由于考证不严,整理不精,误将其他人的文字当做作者之文的错误屡有发生。尽管如此,《文选》并不因为编选中的问题而失去灿烂的光辉。
  《文选》的价值可从“文选学”的形成见出。所谓“文选学”,就是以《文选》的研究和注释为主体的一项专门学问。早在唐代,就有两个著名的《文选》注本,即李善的注本和五臣注本。前者将《文选》分为60卷,引用书籍达1689种,注释探幽发微,准确注出了词语典故的来源及意义,对于理解作品的内容、了解作品背景都有极大帮助。五臣注本是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5人合作的《文选》注,成书于718年。五臣注本疏漏不少,整体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也有其价值,有些注释也表现出比李善注明白易懂的长处。
  总之,《文选》作为第一部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选本,以其新颖的文学眼光和明确的艺术标准树规立范,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不可低估,时至今日,它体现出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对文学特征的认识,对我们仍有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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