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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诸儒之大成 授百代之精深——朱熹

更新时间:2011/03/25

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决不是偶然的。
  ——冯友兰

  宋代是中国儒学的复兴时代。宋儒吸取了玄学、佛学、道教的思想成果,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再阐释、再创造,形成了被称为“道学”的新儒学,分化为“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在宋儒的众多著述中,影响最深广、最持久者,莫过于南宋理学家朱熹所撰的《四书集注》了。
  朱熹,字元晦,改字仲晦,号晦庵,祖籍为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出生地是福建尤溪。其父名朱松,曾做过南宋朝廷的秘书官。他对汉高祖刘邦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撒尿一事感到有点寒心,就不再戴儒生的帽子了,对朱熹反而期望他长大以后能去打仗、守边关。但朱家长期受孔孟之道的熏陶,以儒学作为家教。朱熹10岁读《孟子》中的“圣人与我同类”一句时,非常高兴地决心学做圣人。最后,他父亲还是送他到书院读书。
  绍兴十七年秋中举人,次年春登进士。淳熙八年十二月,任直秘阁受命巡视台州时,上书弹劾前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宰相王淮包庇,朱熹不畏权奸,连上书10次,终于罢免了唐仲友新任江西提刑官职。并上奏朝廷,指出当时南宋天下“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提出“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大政策。然而南宋皇帝昏庸无能,并未能采纳朱熹的良谏。
  朱熹一生仕途坎坷,他以主要的精力从事著述和讲学。他利用任地方官的机会,先后复建白鹿书院,建立武夷精舍,重开岳麓书院,修设沧州精舍,对发展古代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朱熹的著述甚丰,有《近思录》、《诗集传》等,又有《朱文公文集》100卷、《朱子语类》140卷,而影响最大者则是《四书集注》。
  所谓《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经过朱熹著《四书集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终于形成与“五经”同等重要的“四书”概念,“四书五经”成为儒家经典的总概括。
  《四书集注》全称《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在不同时间完成的。在《四书集注》中,朱熹对这四部不同时代的儒学著作进行了精心编排,把它们解释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朱熹认为,人们读《四书》,必须“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这就是说,《四书》实际上是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各书之间有其内在的、不可逾越的逻辑联系。《大学》是进入这个体系的大门,《论语》奠定了这个体系的基本思想,《孟子》是对这个体系的展开和发挥,而《中庸》则蕴含着这个体系的精髓。人们只有按照这个顺序读《四书》,才能步步深入,登堂入室,领会儒家义理,获得孔门真传。但实际上,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精心设计的这个思想体系,并不是真正要恢复先秦儒学的本色与传统,而是依据他的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儒学经典,由此来阐发自己的理学体系。可以说,《四书集注》的主旨就在于以理学注《四书》,以《四书》论理学。
  朱熹著《四书集注》,在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强调了“理”的意义,强调了人的精神境界和伦理道德的作用,强调了教化对人的改造和塑造的作用。在这里,他确实抓住并突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根本;另一方面,他在人的个体价值与类价值、物质利益与精神境界之间,又过分强调了类价值、精神境界,而忽视了个体价值、物质利益。他通过对儒家原典的解释,阐发了自己的思想,是对古代解释学的一大发展;他又把儒学原典视为不可超越的教条,把人们的思想局限在这些本本之中。
  公元1313年,元仁宗皇帝下令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内容,以《四书集注》为官方解释和立论根据。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四书集注》作为官方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长达600年之久。
  《四书集注》版本很多,现在容易找到的有《四书五经》宋元人注(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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