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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魂——鲁迅

更新时间:2011/03/25

但对于他的时代与民族,鲁迅又是超前的。他因此无论身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我们民族有幸拥有了鲁迅,但要真正理解与消化他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思想文化(文学)遗产,还需要时间。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鲁迅,恐怕已经无须介绍。每一个中国人如果希望更加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民性,都绕不过鲁迅这样一个巨人。鲁迅更为现代文坛留下了一系列不朽的典型:既疯狂又格外清醒的“狂人”;国民弱点象征的“精神胜利法”体现者阿Q;带着滴血的灵魂走向地狱的祥林嫂;还有闰土、华老栓……他不但写出人物的“血肉来”,而且表现了“灵魂的深”,这种实写人物,虚写寓意的方法,既富有强烈的真实感,又赋予更深广的社会批判意义,显示出巨大的艺术表现力。
  鲁迅(公元1881年—1936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他原姓周,名豫才,1898年改名树人;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他早年学医,后深切感到,在中国,头等的重要的还是改变人的精神,于是弃医从文。鲁迅的小说集有《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呐喊》收入《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名篇,反映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时期中国古老农村和市镇的面貌;《彷徨》收入《祝福》、《伤逝》等11篇小说,比较集中地描写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故事新编》是30年代创作的一组杂文化的小说,采用古今杂糅的浪漫主义手法,把历史题材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使正面人物显示中国人民的战斗传统,反面人物漫画化、滑稽化。鲁迅还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开拓者,“五四”时期的杂感和论文,形象生动、尖锐泼辣,形成独特的“鲁迅风”;1925年以后,杂文成了鲁迅的创作重心,内容从广泛的社会批评转到激烈的政治斗争。最能显示鲁迅复杂的心态的是他的散文,《野草》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散文诗集,每一篇都在剖露作者的灵魂,显示他的愤激、感伤、企望和追求;《朝花夕拾》是带有回忆性质的叙事散文集,其风格深挚平易而清新舒展。
  《阿Q正传》是鲁迅作品中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初版。《阿Q正传》流传极广,版本甚多,国外许多国家都有译本,前苏联、日本、法国还曾将其改编为剧本正式演出。在意大利的《蓬比亚尼作品及人物文学辞典》里,甚至可以查到《阿Q正传》和“阿Q”的辞条,可见影响之深远。《阿Q正传》以阿Q的形象,令人信服地画出了“沉默的国民魂灵”和“中国的人生”。 阿Q是一个赤贫者,靠出卖劳力为生,身受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但是,他对自己的处境没有丝毫反抗的意识,没有开辟新生活的欲念,成了一个安于奴隶地位的苟活者。这一切与儒道两家所鼓吹的道德如出一辙,儒道两家提倡的人生哲学在这里获得了具体实在的显现。
  更可怕的是阿Q的性格主体——精神胜利法。阿Q不仅甘于处于受尽欺凌的卑贱地位,而且还要以一种想像中的优胜来为自己的不公平待遇寻找解脱,以一种脱离实际的虚妄精神的超然,来取得心理上的自慰和精神的胜利,这本质上是一切受压迫者在未觉悟和未有能力反抗前的不得已的一种心理选择和消极适应、消极保护的思想行为方式。然而,这是更深刻的“沉默的魂灵”,是完全丧失了做人资格和地位的被扭曲了的灵魂的表征,是人被异化的变态反映。这实际上是一个民族长期在封建专制土壤上、在封闭的文化模式中、在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生长起来的一种性格上的痼疾。
  “沉默的国民魂灵”和“中国的人生”还表现在阿Q的保守、盲目、排斥异端、讳疾忌医等性格缺陷上。阿Q的价值判断标准,一切以狭隘的个人经验生活和传统的标准为尺度,凡是背离了这两条原则标准的,皆是离经判道。这些性格缺陷,从根本上讲是与动态的发展意识背道而驰,是静态的停滞与沉默的表征。这种意识正是整个传统文化局限的反映,与整个国民心态中的心理价值结构互为因果。
  产生阿Q精神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阿Q式的人格在中国民族性国民性中的确有着相当的比重,当这个事实被揭示出来之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另外,鲁迅以严格的理性精神审视国民性格,以批判的眼光无情解剖自己的民族,为中国人建立健康的批判理性开辟了道路,把中国人从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性中解放出来。中国人不仅需要根治阿Q式的精神痼疾,更需要的是建构“批判——创造”相结合的理性结构,这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不可缺少的思想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Q正传》的问世,一方面深深触及了国民的弱点,使一些人惶惶然,觉得阿Q就像自己一样;另一方面它又激发了人们反思自己,反思整个民族性格的历史发展、审视民族的现在并且展望民族性格未来走向的激情。
  阿Q作为艺术形象将永远流传青史,《阿Q正传》也将因其艺术成就而载入不朽的时间史册;随着社会的发展,阿Q的精神应当而且必然会被埋葬。
  鲁迅作品最具价值的在于其改造“民族灵魂”和中国社会的思想。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题材——农民(包括市镇平民)和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拓者。他是中国几千年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写普通劳动人民的小说家;他全身心关注的不是这些下层民众所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是精神上所受的毒害,所表现的不是他们物质生活的困苦,而是精神的痛苦与病态,从而尖锐而深刻地提出“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比如大家熟悉的作品《药》,华家经济上的拮据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一下,正面展开的是他们一家及茶客们精神的愚昧。鲁迅认为,在封建社会长期统治下,吃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已经渗透到民族意识与心理之中,成为历史的惰性力量,而且是多数力量,形成“不见血的虐杀”,他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否定支配大多数人思想与行动的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这更能产生震撼麻木国民灵魂的力量。鲁迅对知识分子的了解更加深切,他笔下既有孔乙己等受科举毒害的酸腐文人,他们还属被吃掉的一类,也有假道学者这类吃人帮凶;但最重要的是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在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着重揭示他们的精神痛苦和自身的精神危机,他们是时代的孤独者,这也是先觉者鲁迅内心矛盾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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