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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宇同声哭郑君——王国维

更新时间:2011/03/25

此工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矮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梁启超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

  中国的诗话和词话历来发达,在用词话这种形式评论词作、阐发词学观点的无数著作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其深厚的哲学功底,敏锐的美学眼光,以及对词的独特理解,成为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一部词学著作。
  王国维,初名德桢,后改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后更为观堂,又号永观;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海宁;1927年6月2日自沉于北平颐和园内昆明湖中,以50岁的大好年华为自己划上了悲剧的句号。
  王国维少年时期受到了较多的旧式教育,但对旧学兴趣并不大,常读塾师规定以外的书籍。15岁左右才华开始显露,被推为海宁四才子之第一。然而科举场上的接连失利,使他选择了“弃帖括而不为,继举业而不就”的道路,开始了另一条学习之路。22岁时,王国维到上海,先在梁启超的《时务报》工作,后又在罗振玉的东文学社学习,很得罗器重,由罗资助留学日本,回国后历任南洋公学等校教师、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京师大学堂教习。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曾在溥仪宫中作溥仪老师,以清朝遗老自居,后应清华大学之聘,任研究院教授,终因难割断与前朝的精神纽带,内心冲突不能自已,投身昆明湖。
  王国维是近代以来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一生学术成就斐然,对甲骨文、金石器物、古代史、西北史的研究造诣都很深,在戏曲、诗词方面的研究也极见功底,而且善作词,自云“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5册第21页)。他的著作甚丰,在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除研究古代戏曲的《宋元戏曲史》等外,还有《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词学观点的一次全面性总结。它是针对清代词坛、总结五代以来词的创作经验的产物。清代以来,词坛诸家,大都笼罩在南宋词的影响下,王国维认为这是词的衰落,是南宋到清代词的不幸。他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南宋以来的词人只求文字声律而不求“意境”或“境界”。因而,他提出了“境界说”,企图以此纠偏补弊,端正词的创作方向。
  “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基本论点,也是王国维诗词美学的核心。在《人间词话》中,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提出了“境界”在词创作中的绝对地位:“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那么,究竟什么是境界呢?王国维认为:“境非独谓景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可见,王国维所谓的有境界的作品,不仅是对客观事物的形象化描述,而且包含着诗人的独特感受和感情色彩。
  在王国维看来,境界不仅有赖于内容,而且还有赖于对作品内容的表达。他说:“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人者至深,而行于世者尤广。”言下之意,诗人的作品之所以能感人,一是由于作者独特的感受力、观察力,能于常见之处发见其独特的东西;二是由于诗人“能写之”,具有常人不具的表达能力。所谓“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便是指的这种感知力和表现力的特殊。王国维把“境界”视为评价诗词的根本标准,认为“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
  王国维按照审美范畴把境界分成“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
  以感情倾向是否在作品中明显表露出来对抒情方式进行了区分,反映了物与我,我观物的方式上的区别。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二者并无高下低劣之分,不过王国维的态度确实是更钦慕“无我之境”的,“无我之境”体现了中国文学的一种理想,体现了儒道两家文化对人格的理想追求。
  围绕着境界的创造,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还论述了作者的修养、创作技巧等问题。他认为,作者必须有“内美”和“修能”两个方面的修养。就“内美”而言,诗人最优良的品质是“真”,所以他喜欢李后主之无世故之态,赞赏纳兰性德的真切、自然,无矫揉造作。而能力方面,他认为作家要“能入”,“能出”,进入对象,又高出对象,方能写出真实深刻的作品。
  “境界”之说本是源远流长,然而王国维之前所论“意境”、“境界”者,多是一些空洞理解,或者抽象界定,缺乏具体准确明白的阐释和专门的系统研究。王国维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系统的“境界”理论,将印象的、即兴的、评点式的改变为思辨的、理论的、系统化的,以“境界”为理论核心,构架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其影响至今不衰,对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他在《人间词话》中运用的西方理论思辨方法,吸收了西方文学的理论成果,也为当时中国文学研究诗词的学者合理引进西学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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